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印染织绣也有所发展，并在本民族特点基础上与汉族艺术互相交流、如苗、侗、壮族的织锦刺绣，维族的回回锦、和田绸，蒙藏等族的服饰特点都很鲜明。新疆的地毯明清时传到蒙古和北京，而发展成为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国特种手工艺。
我国传统漆工艺到明代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和官廷贵族及城市富有阶层的需要而趋于兴旺，技术精湛，花色品种繁多，官办作坊与私人制造的漆器部竞放异彩。
剔红是雕漆中的主要品种，系在器胎（金、银、木等）上层层髹漆，可多达百余层，然后用刀雕出花纹。此外根据色彩不同还有明快的剔黄（用石黄调漆代替银朱）、敦朴古雅的剔黑、灿烂悦目的剔彩（用不同颜色漆分层漆于胎上，每色都有一定厚度，制作时根据图案设计，分别刻出需要的彩漆，并在上面镂刻花纹，可造成红花、绿叶、紫枝、黄果、彩云、黑石的丰富色彩效果）。根据制法不同又有填漆（在漆地上根据图案刻出低陋花纹，填以色漆，然后加以研磨，使之光滑平整如画），镶嵌螺钿（将不同色彩光泽的螺钿嵌进漆面，或镌刻成人物山水花纹，填入漆面，及镶嵌金银珊瑚宝石）等。各种形式技法又互相结合，如有朱花黑地者，黑地朱花者，……据隆庆时黄成《髹饰录》所载，漆器品种分十四类，达四百八十一种。
明初永乐时在北京果园厂设立皇家漆器作坊，聚集能工巧匠，专门官廷生产漆器。元末名漆工张成之子张德刚，曾受到永乐皇帝召见录用，并授营缮所副使，果园厂漆器一直为人们视为珍品，从遗存作品考查，明初雕漆刀法圆润而不露痕迹，常雕花卉或花鸟图案，构图饱满，刀法精熟，花筋叶脉及禽鸟之翎毛，细如发丝，山水人物则多刻有锦地，简朴浑厚而生动（图406、407）。明中叶嘉靖万历以迄清代，刻工技巧更为高超，造型也日益丰富，大至数尺高的屏风，小到精巧的盘盒，都作的得心应手，但装饰也有过分追求纤细的倾向。
浙江嘉兴和安徽新安、江苏扬州等是漆器重要产地。出现了不少世代相传的优秀漆工。宣德时嘉兴栖塘漆工杨埙（字景和）以漆画和仿日本漆器著名，有“杨倭漆”之称。明代日本和中国造漆器技术互相影响，日本的描金漆器很受欢迎。杨埙吸收了日本漆器的长处加以发展，不止用金，而且以五色金钿并施，天真灿烂，所作山水人物漆画，神气飞动，兼善书法，制品多以泥金题款，技艺精绝，也受到日本人民的称赞。
漆器上嵌金银螺钿等称为“百宝嵌”，盛行于明代后期及清代。相传扬州一周姓漆工（或谓周翥）精于此法，以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绿松石、螺钿、象牙、蜜蜡、沉香等珍贵材料雕成山水人物花鸟，嵌于檀梨漆器之上，五彩陆离，奇妙无比，时称“周制”。清代王国琛、卢映之及其孙卢葵生都是制造百宝嵌的妙手。
随着漆器工艺制造的兴旺发达，总结漆器经验的专著也应运而生。隆庆（公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前后的制漆名匠黄成所写的《髹饰录》是古代重要而完整的漆工专著。《髹饰录》共分二卷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较详尽的记述了漆器品种、制作方法、原料、工具，资料相当丰富，此书又在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由漆工杨明（号清仲）逐条加注，使材料更加详尽。黄成和杨清仲都是著名漆工，黄成精通古今髹法，造剔红刀法圆活清朗，可与果园厂制品媲美。
金属工艺也展现了新风貌。
铜胎珐琅工艺约在元代时由阿拉伯人传入我国，被称为“大食窑”。我国工匠将这一外来技术与传统艺术风格相结合，借鉴了古代青铜工艺、金银镶嵌和陶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创造了雍容华贵具有民族风格的掐丝珐琅工艺。
掐丝珐琅的制作，是在锤铸成的金或铜胎上，焊以细铜丝掐成的图案花纹，将珐琅质釉分别填入图案内，入火焙干，再经过打磨，并在露出的铜丝部分镀以金银而成。因盛行于明景泰年间（公元一四五○—一四五六年），俗称“景泰蓝”，据传世作品考查，在明宣德时即已成熟，至清而不衰。掐丝珐琅工艺大部以蓝色釉（钴蓝、天蓝、宝蓝）作地（也有用白色或黄色作地的），依照花纹需要填入红、绿、黄、白、紫等色，再加上镀金银铜丝的闪闪光泽，造成典雅的艺术风格。花纹装饰多用缠枝莲、花果、龙凤珍禽及吉祥图案。铜丝掐成富于弹性的轮廓，又显得清晰明快。正因为具有富丽灿烂的特点，因而成为御用作坊监制的特种贵重工艺，入清则由内务府造办处专设的珐琅处大量烧造。
掐丝珐琅工艺多用于制作礼器（鼎、尊等）陈设品及实用品，也用于首饰装饰，大型器物造型端庄浑厚而又优美柔和，小型器物如盘盒碗等精巧典丽，从故宫太和殿之鼎、炉、仙鹤烛台，及后妃寝官中大量的摆设，掐丝珐琅工艺品几乎遍布宫廷殿堂，可见贵族对其赏识和喜爱。
借鉴掐丝珐琅、玻璃器及外来画珐琅技巧而制成的金属胎画珐琅，盛行于清初康、雍、乾等朝，主要产地除北京外尚有扬州广州等地。雍正乾隆时扬州有王世雄即擅此技，制品精美，在京师享有盛誉，人称“珐琅王”。广州工匠也为画珐琅作出贡献。画珐琅图案华美，活泼流畅，有的还画西洋人物花卉，它和掐丝珐琅一样取得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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