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扼杀了农民起义，勾结官僚大地主征服中国，建立了清朝的统治，在文化方面也采取了种种压迫和欺骗政策。董其昌的流派在清朝统治者的鼓励下流行起来。
康熙皇帝玄烨喜爱董其昌的绘画和书法，乾隆皇帝弘历喜爱赵孟頫的绘画和书法。董其昌的亲戚，太仓王时敏（公元一五九二一六八六年，字逊之、号烟客）和王鉴（公元一五九八一六七七年，字圆照），他们的门客王翠（公元一六三三一七二○年，字石谷）和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公元一六四二一七一五年，字茂京、号麓台）成为当时为朝野所共欣赏的中心人物。
他们最大的成就是在运用干笔桔墨的方法方面。元朝画家黄公望、倪瓒最擅长用干笔。明末董其昌提倡以后就成为时尚，以为“艺术绝品”。清代有名的评论家张庚分析原因，认为是“湿笔难工，干笔易好。湿墨易流于薄，干笔易于见厚，湿笔渲染费劲，干笔点曳便捷，此所以争趋之也”。在清初甚至以湿笔为俗工，因而张庚反复地批评了这种不良风气。张庚没有指出这种风气的重要传播者是四王。在清朝初年，特别是由于王时敏、王鉴和王原祁的关系，善用渴笔皴擦的元代黄公望就被神圣化了。王原祁自以为用笔非常有力，谓笔端如“金刚杵”。从他们的某些作品看，他们的笔墨也有一定的表现效果，作为前代的艺术实践的经验，也有加以具体分析与整理的必要。他们的作品进一步地放弃了表现内容的要求，与沈周和文征明的重视作品的富有诗意的主题又有所不同；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明白以“仿大痴”，“临巨然”为题，纯以临摹为宗旨了。四王之中，王晕尤其是临摹的专门家，临摹功夫极熟练，而且最多样。他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王翚，这一有才能的艺人就是以此自豪的。
四王的画风在清代弥漫在北京以皇帝为中心的贵族士大夫社会中间，皇家画院和皇室、大臣都画这种山水画。追随王翚的画风的称为“虞山派”，有杨晋、胡节、徐溶、李世倬、上睿和尚等都成为当时名家。追随王原祁的称为“娄东派”，有唐岱、王敬铭、黄鼎、温仪、王呈等也都是康雍间的名家。乾隆年间，方薰、张宗苍、钱维城等称为“画中十哲”都是娄东的余风。王宸等“小四王”和乾嘉及其以后的山水名手都不出四王范围，四王所创导的风气是和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分不开的。
吴历，字渔山，号墨并道人，常熟人。他所画的山，据说多是作阴面山，林木蓊翳、溪泉曲折，别有一番景致。在用笔方面法宋元，并得唐寅的长处，所以也能独成一家。
恽格（公元一六三三一六九○年），字寿平，号南田，常州人。他是王翚的朋友，他最初画山水，但自觉自己不及，于是舍山水而画花鸟。恽格虽然也受了注重笔墨的思想的影响，由于花鸟画艺术一直没有丧失创造真实生动的形象的要求，并且一直是要求能够传达最微妙的生命感觉，所以恽格能够在用轻快的笔触、柔美的色彩进行极其细腻的描绘而创造了意态飞动、富有天机物趣的形象的同时，追求着明洁光润的画面效果。最后这一点特别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贵族社会中的群众；并且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而称为“常州派”，成为清代花鸟画的重要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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