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中，如晚唐五代的情况一样，绘画成为一种有了固定地位的行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汴梁（今开封）的相国寺庙会，大殿后，资圣门前就有与书籍并列的图画买卖；后廊有专门画像的生意。很多记载透露出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的事实，汴梁有一个画家刘宗道擅长画“照盆孩儿”，画得很巧妙，小孩用手指水盆中自己的影子，影子也指人。为了防止旁人模仿竞争，每一次创了新稿都是画成几百本以后，一次出售。汴梁也有的画家由于他们长于画小儿，就叫作“杜孩儿”；由于长于画宫室建筑，就叫“赵楼台”。汴梁有一个出名的美丽女子秦妙观，画家们画了她的像到各地去卖。汴梁是一个文化中心，图画和雕版书都被贩往各地；而也有从外地贩到汴梁来的。山西绛州的画家杨威，专画农村生活供应商贩，如果他知道来贩的商人是贩往汴梁，他就告诉他们到画院门前去卖，可以得到高价。北宋有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原来是军人，来到汴梁时候，在街道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从而引起注意。绘画作品的商品化是了解中古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的行列，绘画作品的商品化（不是当作珍贵的雅玩或古董），比寺庙壁画更进一步与社会群众建立联系。直接以广泛的社会群众（包括劳动人民工商业者和统治阶级的下层，如士兵、胥吏等）为供应对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封建统治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掠夺者。绘画就象人民创造的一切艺术品一样，也成为他们奢侈生活的点缀，除了适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以外，也相应反映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在这样的动机下，北宋初沿袭了五代的旧制，并加以扩大，成立了画院。画院作品不可避免的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趣味，而进一步发展了贵族的美术。
画院的制度与一般工匠不同，绘画的工匠属于“八作司”（例如彩画建筑装饰画的工匠和一般的壁画工匠）。工匠们的报酬叫“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叫“俸值”。然而和一般士大夫也还不同。一般士大夫可以去作地方官，画院画家就没有资格。升级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服饰上（成为宋代一个多次讨论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虽能象文官一样，穿绯色（四品）和紫色（五品）的官服，但不能象同等级的文官一样“佩鱼”（金质和银的鱼形装饰）。宋代画院画家地位是逐渐提高的，宋徽宗赵情时期，画院制度又有新改变，成为科举制的一部分。
北宋初年，参加画院的画家来自西蜀和南唐的画家很多。西蜀画家在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随了孟起来汴梁的有黄筌（不久即去世）、黄居寀、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枯、袁仁厚、高文进、高怀节，高怀宝等人。南唐画家在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随李煜来汴梁的有王齐翰、周文矩、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
中原一带有若干有名画家也被吸收入画院。王霜、高益、王道真等，都是人物画家，并擅长宗教壁画。
北宋初年的画院中，西蜀画家占重要地位，黄居寀和高文进是中心人物。花鸟画方面，来自南唐的徐崇嗣，按照自己祖父徐熙的方法作画就受排挤，不得不改学黄家的画法。黄家的画风支配画院近百年之久。人物画方面，高文进也很专断。史载王士元画一张《武王誓师独夫崇饮图》，很受观众称赞，汴梁很多人每天到挂画的孙四皓家去看。孙四皓是汴梁一个有名的好画、好客的人，也是赵匡胤的亲戚，孙家也聚集了很多画家。孙四皓把王士元的这幅画献到皇家，高文进故意定为下品，把王士元气走。
宋太宗赵匡义也进行搜访古今名画。在太平兴国年间（公元九七六—九八二年）下令天下郡县进行搜集，由黄居寀和高文进负责鉴定工作。端拱元年（公元九八八年）在崇文院的中堂设立“秘阁”作为贮藏的地方。
赵匡义对于绘画很有兴致。除了设立画院和秘阁两事以外，他还撰了一部《名画断》，是按照唐朝一部同名的书的体例编撰的，而成为它的续编，包括画家一百零三人的姓名，此书现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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