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是花鸟画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各种画派都有一些能手活跃在画坛上，同时，一些代表着深刻变化的富于个性和新的气息的画家出现了。他们就是所谓的“扬州派”或称“扬州八怪”的一批画家。
“扬州八怪”是汪士慎（字近人）、金农（字冬心）、黄慎（号瘿瓢）、李鱓（字复堂）、高翔（字西园）、高凤翰（字南阜）、郑燮（字克柔，号板桥）、罗聘（字两峰）、闵贞（字正斋）、李方膺（字晴江）等人，其中并不完全是花鸟画家，但主要是花鸟画家（八怪的名字各书也不尽同）。他们各有自己的风格，但有共同特点而与清代初年其他各花鸟画家不同。他们以徐渭、陈道复和石涛的方法，大肆奇逸的笔墨，发挥了个人的创造。
他们的产生也是由于时代风气的变化。乾隆年间书法艺术在风格意趣上开辟了新的道路，长期以来受朝野上下尊崇的“帖学”，即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来书迹汇刻而成的各种“法帖”，人们对之逐渐失掉了信心，转而重视古代的碑碣刻石，而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楷体初兴时期的刻石。这种石刻笔划间多波磔，很有锋芒，非常遒劲有力，和一向为人喜好的纤弱的已丧失了活力的“台阁体”书法风格完全不同，这种书法风格爱好方面的变化是在时代生活影响下美学思想的变化，是中国绘画艺术中近代画风的开始。
扬州派出现以前的花鸟画派，无论是恽、王、蒋、邹，所表现的艺术风格在基本上是一致的：蕴藉和雅，精工妍丽，笔迹宛转，敷彩柔美。他们在描绘多种多样的花卉的方法上大大开拓了表现的范围，但在艺术风格上是拘囿于象“台阁体”书法一样的传统趣味中。
扬州派的富有个性，突破了传统的美丑界限的风格是带有反正统的异端的意义的，其兴起于扬州也不是偶然的。正因为扬州是距离宫廷艺术风气中心较远的一个商业发达的城市，更容易摆脱社会风气自然形成的束缚。李鱓原来是蒋廷锡的弟子，并曾被吸收入画院，就因为“风格放逸”的缘故不能见容，而成为扬州派的代表画家之一。扬州派的画风虽然有新的意义，但因为这些画家仍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其中有的是失意的官吏，如郑燮），虽然他们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对于自然事物的体会与认识，并且出现了他们自己创造的新的表现方法，他们的艺术还不可能在技术和风格的创新以外，在绘画艺术中引起更根本的变化。
曾在扬州居住很久的另一花鸟画家华嵒（公元一六八二一七五六年，字秋岳，号新罗山人），出现在康熙乾隆年间可以认为是代表正统的花鸟画风的最后一个有影响的画家。他的风格被形容为“纵逸骀宕”和“秀逸”。他是扬州派以外的一个对于推进花鸟画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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