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望（公元一二六九一三五四年），常熟人。最初曾经随了元朝在浙西的统治者作小官，黄公望曾两次下狱，几乎丧命。出狱以后，改名“一峰”，作了道士，并且开始画画，这时他已经是五十岁左右。初隐居在杭州，最后住在浙江富春。
倪瓒（公元一三○一一三七四年），无锡人，富于田产，在刘福通、朱元璋先后起义的时候变卖了家产，遁入太湖避乱，过飘游江湖的生活。太湖流域为张士诚占领以后，倪瓒对他保持反对的态度。他的作品上一直是写元朝的年号，在明朝政权建立以后，元政权已经倾覆，倪瓒在作品上只写干支纪年，不写年号，明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吴宽曾指出这是倪瓒拒绝承认朱元璋的新政权，是有政治的用心的。
吴镇（公元一二八○一三五四年），嘉兴人。博学多识，隐居乡里，在杭州卖卜为生。王蒙（公元一三○八一三八五年），湖州人。是赵孟頫的外孙，明初因胡惟庸案牵连在内，死于狱中。
他们的山水画作品取材是比较狭窄的，只限于某一些自然景象。此外，例如吴镇和倪瓒的竹也很有名。在描写这些事物时，表现出他们对于对象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观察的。传说黄公望出门时常带着笔墨，遇到好景物就加以摹写。过去有的书上指出，黄公望画的是虞山风景和富春江上风景。倪瓒画的是太湖水滨的风景。所以他们的作品中的形象是以现实为根据的。
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企图表现出一定的生活理想和情感，在画幅上的题字和题诗也帮助说明了他们之具有这样的目的。题诗的办法是从元朝开始流行的。他们的作品往往自命是描写某一可游可居的生活环境。例如：黄公望有《富春山居图》、《天池石壁图》、《芝兰室图》，王蒙《青卞隐居图》、《春山读书图》、《南村真逸图》、《听雨楼图》、《夏日山居图》，倪瓒有《渔庄秋霁图》、《师子林图》、《雅宜山斋图》、《江岸望山图》，等等。他们采用的不是直接描绘人的生活的方法，而是采用了间接描绘的方法，描绘一定的优美环境以衬托出居住其中或悠然观赏的人们的生活和情感。 他们作品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主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消极、淡泊、逃避的态度。
他们在绘画史上获得了地位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在笔墨技法上获得成就。例如黄公望初创浅绛着色的方法和袭自董源巨然的称为“披麻皴”的水墨皴法，倪瓒的侧锋乾笔的皴法，王蒙的“解索皴”和用淡墨勾染、焦墨皴擦的画法，吴镇的浓厚的笔墨，都是企图用极简单的方法表现空气、阳光、远近等复杂条件下的山石树木的形质神貌，同时又要具有各自表现效果和个人的风格，如黄子久曾被称为“其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逋峭，苍莽中转见媚妍，纤细而气溢其间，填塞而境愈廓。意味无穷，学者罕窥其津涉也”（清王时敏《西庐画跋》）。倪瓒被称为“幽淡简劲”，吴镇被认为“笔力雄劲。墨气沈厚”（清·恽格《南田画跋》）。王蒙的画是“望之郁然深秀”（清·钱杜《松壶画忆》）这种笔墨的效果和风格是赵孟頫以来的元朝画家开始有意地追求的，他们有一定的成功。后来画家对他们的赞叹可以用清代画家恽格的几句话作为代表：“元人幽秀之笔，如燕舞飞花，揣摩不得。又如美人横波微盼，光彩四射，观者神惊意丧，不知其所以然也。”恽格的话也正是指出笔墨和风格，是强求、模仿不得的。
和元四大家同时的还有另一些画家如：朱德润、陈惟允、马琬、徐贲、陆广、盛懋、赵原等，并且也产生了顾瑛、杨维桢等一些诗人和收藏家。他们的交游和社会地位对于传播他们的名声起了很大的作用。
倪瓒的绘画见解见于其两段著名的言论：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黄公望有一篇《山水诀》的短文，从形式上讲笔墨、构图。例如第一节讲山水画的总的要求：
“山水之法，在乎随机应变，先记皴法不杂，布置远近相映，与写字一般，以熟为妙，大要去邪、甜、俗、赖四字。”
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完全不顾客观对象的，例如倪瓒的墨竹仍是既有真实感也很疏朗有致，富于艺术的效果的，讲究“逸气”。赵孟頫和黄、王、倪、吴等人的这种艺术观点，对明清以后的绘画创作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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