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考察，在中国画史上，傅抱石是创作六朝名士与魏晋风流题材作品最多的画家。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不可忽略的是其所处时代的总体氛围及其置身的学术文化环境。本文认为，抗战时期漂泊西南的诸多人文学者热情研究六朝文史，形成风潮，傅抱石也以绘画的形式投入其中。其次，傅抱石的秉性气质与六朝名贤怀抱相契，六朝精神兼有隐逸高蹈与悲愤苍凉，画家自然会心仪其言行风度而形诸笔墨。他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对于中国画史上的两个时期最感兴趣，一是东晋与六朝（第四世纪—第六世纪），一是明清之际（第十七八世纪顷）。前者是从研究顾恺之出发，而俯瞰六朝，后者我从研究石涛出发，而上下扩展到明的隆万和清的乾嘉。……东晋是中国绘画大转变的枢纽，而明清之际则是中国绘画花好月圆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在我脑子里回旋，所以拙作的题材多半可以使隶属于这两个时代之一。

　　研究者对这段材料的读解多着眼于傅抱石的学术旨趣、治学领域及其对顾恺之和石涛绘画思想与技法的继承与新变之上，却忽视了作为文人和学者的傅氏对这两个历史时期整体文化精神的参悟与摄取。本文将傅抱石置于20世纪思想史和文人精神谱系中，试图深入诠释其笔下故实画与六朝精神的内在关联，并剖析他对六朝文化的理性认同和笃厚情感。

　　傅抱石 擘阮图 纸本设色

　　纵98厘米 横48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衣冠西渡”与六朝研究

　　1937年抗战军兴，日军入侵华夏国土日深，在杀人掠地之外，还奢图摧毁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一时间，国内多所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等，以及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和社会所、国立中央博物院与中国营造学社等次第内迁，成批的文人学者携家带口、精简行囊踏上了流徙西南的漫漫长旅，“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李玉《千钟禄》），饱尝国难家仇，民族危亡与个人罹忧一齐涌来，救国理想与文人血性都挺拔在崎岖颠簸的漂泊征途上。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一次洗礼和淬炼。经历了漫长的奔波，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集中在了西南川、滇、贵几省多地。

　　历史总是充满巧合。回望西晋末年，五胡扰华，中原丧乱，中土众士族纷纷南迁，从而留下“衣冠南渡”之说。“衣冠”寓文人、文化之意。上述抗战时众多文人迁徙大后方竟与这段历史颇为相像，故可比附而称“衣冠西渡”。而相似的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表象，更有深层的文人心态。抗战中客寓西南的文人、学者在六朝旧事中寻找到心灵的默契和哀痛的寄托，宛若与“南渡”的古贤们虽迢递隔代而聚首新亭，加之六朝文人的任诞与疏狂、悲慨与沉郁，都迸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和同构感，故而这一时期（以1937—1945年为中心，包含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寓西南的学者们开启了六朝文史研究的热潮，并集中生成了众多学术成果，其中不乏若干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传世名著。从学术史看，20世纪中国学者对于魏晋六朝的研究，章太炎、黄侃、刘师培、鲁迅等先哲导夫前路，在三四十年代几臻“显学”。抗战时期寓居西南的学者们是至为关键的学者群体，研究领域横亘六朝文化的多个方面，遍及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学科。其中陈寅恪辗转于西南几所大学之间，冯友兰、汤用彤、容肇祖、罗常培、萧涤非、王瑶等在昆明西南联大，宗白华、刘永济、贺昌群、陆侃如等在四川，这些学人皆是“衣冠西渡”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炮火与轰炸的硝烟中撰写出标志各自学科最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六朝文史研究的经典文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倾情六朝，首先基于前述历史的相似性，更因为中国文人素有“怀古”与“托古”的习尚，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收获身份的认同与生存的启示。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言：“大抵大一统之世，承平之日多，民康物阜，文化思想易趋于平稳笃实，衰乱之代，荣辱无常，死生如幻，故思之深痛而虑之切迫，于是对宇宙之终始，人生之究竟，死生之意义，人我之关系，心物之离合，哀乐之情感，皆成当前之问题，而思有以解决之，以为安身立命之道。”汉魏之际政治的衰敝和社会的动荡造就了老庄思想的重归和新兴玄学的诞生，抗战时期的“乱世”特征也为当时的文人认同六朝搭建了回望的平台。在20世纪全民抗战的大时代里，政治板荡，纲纪失衡，个体生存朝不保夕。身处乱世的文人在回望六朝的时刻产生了与往昔的共鸣和情怀的归属，思想的驰骋与人格的舒展也让他们对这段独特的历史魂梦相系。人文学科的研究终究无法彻底摒除性情的介入，往往“感同身受”的研究才能激发出最朴素的学术热情，这就是这批学者共启六朝研究热潮的学术基点所在。任何人文学术研究都不会是脱离一切时空条件限定的“纯学术”，抗战大时代中的学术更是如此。

　　傅抱石的人生和艺术大致可分作四个时期：一是早年在南昌求学、从教时期；二是负笈东渡与归国居宁时期；三是抗战客蜀时期；四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其中，抗战军兴客居重庆西郊赖家桥金刚坡的七年半时间（1939年4月至1946年10月），是其个体生命与艺术成长中至关重要之时期，他极富个性的艺术创造在这一时期横空出世般卓然诞生。本文认为，不能将傅抱石仅仅视为一位画家，而是要全面审视他的学者身份和文人心态。抗战客蜀时期的傅抱石，其生存境遇和心态与前述漂泊西南的学者们并无二致，同属“衣冠西渡”群体中之一员。傅氏的民族意识、文化修养、学者职守，以及其慷慨豁达与细腻敏感混糅的性格，都可使其具备这一文人群体普遍感获的生命体验，进而关注六朝人物与故实，并将之作为抒怀致意的视觉资源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场域。如果说，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开始的顾恺之研究还存在某种偶发性，那么，客蜀时期对六朝的热情无疑沉蓄了血乳交融的时代感和民族性。

　　从学术史层面上，本文将傅抱石这一时期集中创作的数量甚多的六朝题材故实画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六朝研究热潮中的一个特殊的构成部分。长久以来，由于传统文史研究对于作为重要历史文本的图像重视不足，加之学科间的冰冷壁垒，致使后代六朝文史研究者对傅抱石的这批画作缺乏基本的关注。事实上，文字与图像都是构成历史的基本元素。傅抱石在民族危难、国运飘摇的时代营造了一个深情覃思回望六朝的图像体系，他的这项学术探索与一批存量甚众的故实画理应同前述文字成果一道，成为后学清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六朝研究的重要文本，并在中国20世纪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傅抱石 放桥本关雪访隐图 纸本设色

　　纵92.2厘米 横61.1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