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导演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国内的媒体上露面了，拍完《荆轲刺秦王》以后，他在伦敦待了14个月，拍一个好莱坞的戏，剧本是美国人写的，制片公司是美国的。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外拍摄故事影片。

　　《艺术人生》剧组一直期盼着请到这位重量级的大腕导演，编导们也经常与他家里联系，密切地关注他动静。一天，导演黄健新无意中向我们说起他看到《艺术人生》关于赵季平的那期节目觉得很好，便给陈凯歌打了电话，从这个小小的信息里，我们判断出陈凯歌可能回到北京了，于是又打了几个电话给陈红，终于得到肯定的答复。

　　与陈凯歌导演取得联系后，编导别航程三次造访他的工作室，为这期节目的拍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面对这么一个著名的大导演，该如何让他真正走进节目里与电视机里外的观众交流呢？编导们不断地讨论，《艺术人生》栏目再次改版后，增加了许多环节，像请嘉宾、做游戏、送礼物、外景拍摄、故事重现等等，对调动节目的现场气氛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编导建议送陈凯歌一包黄土吧，最好是延安的黄土（陈凯歌的《黄土地》就是在那里拍摄的），用什么来装黄土呢？就用胶片盒吧，反正这是导演用的，于是一包黄土引出了几个胶片盒，每个胶片盒装进了一个故事。

　　一、十支牙膏的故事

　　当主持人朱军打开第一个胶片盒的时候，里面是一支铝皮包装的牙膏。（在读陈凯歌写的那本《少年凯歌》的时候，其中有几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在插队的时候带来10筒家庭特大号的牙膏，奔赴了广阔的天地。我们跑遍了北京所有的超市为了找这种特大号铝皮“中华”牙膏，结果没有，现在全是塑料壳的，铝皮的只有一个蓝天牌的，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了。但没有想到陈导指的是上海产的老牌“美加净”牙膏。）

　　陈凯歌告诉我们，这支牙膏让他想起来去云南插队下乡的时候，他曾带去了10支家庭特大号“美加净”牙膏，大概当时他没准备再回到北京来。毕竟毛主席号召2000多万青年都下了乡，独你一个不去，没道理。另外，从小在北京出生长大的陈凯歌当时对西双版纳“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的生活充满了浪漫的想法，觉得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青春是一件美好的事。当然，等一路颠簸十天真正到了西双版纳以后，才发现现实与想象的反差真是太大了，一边是生活的艰苦，一边是自然景色的优美，互相辉映着。

　　年仅16岁的陈凯歌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不饱还得干活。他们的工作劳动强度非常大而且危险，每天下了工之后，都是在丛林中间用砍刀砍出一条路来。因为是北方的孩子，他到了那儿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日子过得很辛苦。他们住的是茅草房，晚上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当时的知青都想家，掉眼泪了就说是星星模糊了。

　　转眼20、30年过去了，陈凯歌说他现在仍然很怀念那段苦日子，还记得那个给他很多快乐的手风琴手，还常为当年没有给予那个神志失常的女孩子关心和帮助而内疚。1993年他偶然回到曾经呆过的地方，看到熟悉的香蕉林，听到村民们用云南话喊出了他的名字，他的心里特别感动。正是年轻时候有过的这些经历，帮助陈凯歌更好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后来他在拍电影时，总感觉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想表达，其实所有的资源都是从这段很艰苦的劳作中间，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陈凯歌后来当了兵，理由是他会打篮球。按当时的政治条件看，陈凯歌不是很合格的。他记得那天他正在睡午觉，突然间蚊帐被掀开了，他看见红五星和红帽徽，一个军人用很小的声音问他愿意当兵吗？当时他知道当兵就意味着以后有可能回北京，这事太愿意了。这样他被军人悄悄地带走了。要不是不让拿东西，没准那10支牙膏还会继续跟随他去部队呢。陈凯歌回忆说，当时的他特别忐忑，担心因为父亲的问题，回头到了部队给他退回来，好在他不是地主的儿子，这才踏踏实实在部队里待了大约五年。

　　二、父亲的故事

　　（我无意中听陈凯歌的妹夫提起陈凯歌的父亲自己拍过一段录相带，是对陈凯歌的说话，陈凯歌没有见过。后来，他们找到了那段录相，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感人至深，非常好，所以我摘编了一些精彩的地方用于现场放。）提到父亲，陈凯歌一直怀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他是父亲，更是朋友、老师和兄长。

　　陈凯歌坦言自己年少时曾伤害过父亲，因此至今还为在文革的特定岁月里，当父亲受到了冲击时，对父亲有过不公正态度而耿耿于怀。所以当他要离开北京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他以为父亲一定不会原谅他，没想到在火车站，等火车开动的那刹那，他回头发现父亲正沿着铁轨在跑，那是他头一次看到父亲掉下了眼泪。那一瞬间，他明白了父亲的心思。到了云南后，他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原谅。（陈凯歌在云南时给家里写的信全部被他细心的母亲整整齐齐地装订成册，从这些书信中我感受到陈导对父亲复杂而又深厚的情感。）父亲的回信非常简短，但给了刚到一个陌生环境的他更多的自信心。

　　其实陈凯歌的父亲陈黄凯也是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在五、六十年代，包括七十年代，都拍过一些片子。陈凯歌小的时候，父亲总是很忙，因为拍电影要全国各地的跑，所以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见着父亲他就有点害怕，有点紧张。但陈凯歌一直深受父母的影响，包括后来的职业选择。

　　陈凯歌说，其实当时父亲并没有希望他也成就一番导演的事业，父母一直很尊重他的选择，去云南农村是他自己的决定，后来想上电影学院也是他自己的选择。电影导演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行业，体力透支不说，精神还会受很多折磨，做了一辈子电影导演的父亲当然对个中的辛苦深有体会，所以他当时并不同意陈凯歌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但当知道儿子的决心已定时，父亲又转而鼓励他，后来，每当陈凯歌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想起父亲说的“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放弃”的那句话。

　　在自己制作的录相里，陈黄凯导演向人们袒露了对儿子的点滴真情，他一边娓娓道出不希望儿子太累，做得太多。一边又褒奖儿子做事的认真比他的程度高好几倍，一边又心疼地指出“他现在创作起来，几乎是舍命的状态。最近他有点晕镜头，就觉得供血不足，用脑过度了，有一定的因素。他很累了。你看他才42岁，我42岁的时候，52岁，62岁的时候，我都觉得比他状态更好一点。但是生活上还靠老爸爸，在家里没事照顾照顾他，可是我自己，当然岁数也太大了，他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有一顿没一顿。自己也休息的不够。”老人家说他心忧的是自己岁数很大了，也不能陪他一辈子，留恋的是他们的后代，希望能够看着他们多拍出来精彩的作品，而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期待。

　　看了这段录相，陈凯歌十分感动，他说这个录像带他没看过。他觉得父亲去世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寂寞的，而他没有真正的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他不能算一个孝子。后来他委托好友滕文骥导演组织开父亲的追悼会。会上所有去的朋友，父亲的老同事，合作者，后辈，每人都拿了一支玫瑰。所以最后有一千朵玫瑰环绕着父亲的遗体。这是一个光荣的结束。为什么这么说呢？陈凯歌说：“因为他受过苦，没有屈服，他爱过，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很多今天到了中年的电影工作者，都还记得他，都还感谢他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对我来说更是如此了，其实我所有的事情，我能有今天的一点点所谓成绩，其实都是因为我头上顶着这个天。”

　　三、母亲，真正强大的女人

　　（那本《少年凯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如果陈凯歌导演不做导演的话，他一定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作家。他的文笔非常精采，故事结构很严谨。我想他这种文学的功底，应该也和这个家庭有关。其实，对陈凯歌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所以当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在美国没有回去，因为他不敢面对这个现实。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不许别人向他提起母亲。）

　　陈凯歌坦言自己从小就受益于母亲，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女权主义者，原因就是出于对母亲的爱，他觉得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是女人，女人比男人更坚强。

　　在文革之前和文革的过程中这很长一段不顺利的环境里，是母亲作为主心骨一直支撑着这个家庭，特别是在父亲遇到很多烦恼的时候，她总是用一副笑脸来面对他。“虽然没有说更多的话，但是这一副笑脸就是镇定剂，就是对你最好的礼物。能在危难之中仍然保持笑脸的人真是寥寥无几。这是我母亲对我性格上最大的影响，就是说你应该笑着面对困难，面对你自己的生活，面对你可能遇到的任何情况。”

　　母亲还是一个文学修养非常好的人，因为她常年患病在家，所以她就教陈凯歌和妹妹陈凯燕念古典诗词。至今陈凯歌还记得许多母亲当年教给他的诗词。虽然当时他才10岁，对诗的内容并不完全明白，但是母亲告诉他把词背下来了，以后慢慢就明白了。陈凯歌现在也按这个方法训练自己的儿子。

　　陈凯歌说，母亲对他很严厉，会打人，但她打人脸上仍然笑着，让你伸出手来，很温柔地用戒尺“啪啪啪”几下，打得并不是那么疼，但你已经谨记在心了。你突然觉得你不能辜负她。在陈凯歌心目中，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女性，她是南京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的革命，十七、八岁参加共产党，是对国家有真爱的人，她因为参加革命到了华北解放区，所以等1950年她回家的时候，家里人都去台湾了。她是他们七个兄弟姐妹中间，唯一留在中国大陆的，而且是九死而不悔。陈凯歌曾问母亲，如果她去了台湾，生活会很不一样。也不会遭受文革中间的这些一些不愉快、折磨。但母亲的回答很平静，她告诉陈凯歌，她追随地无非是年轻时所相信的事情。一个人有这份天真，能够去相信一个能够改变你生活的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她活着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说我参加共产党是有我的道理，我有我的理想。因为我看见了国民党是怎么样的腐败。所以我觉得她一直到她去世的时候，仍然有这份真情在。”

　　四、陈红是我的半边天

　　（深色西服、蓝衬衫、牛仔裤，再配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陈凯歌的出场很明显带有一丝雕琢的痕迹。后来，他终于漏了底——原来又是妻子陈红的杰作。于是，两人的“美满生活”遂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由于陈红在拍电视剧《吕布与貂婵》，所以节目录制的当晚她不能到现场来。但陈凯歌告诉我们在临来演播室之前，陈红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要他穿一件淡蓝色的衬衣，穿一条牛仔裤，并提醒他牛仔裤上有一块斑，要拿手盖上它。于是听话的陈凯歌真的是按照爱妻的旨意刻意地准备了一番。主持人朱军夸他这么简简单单几笔，就勾勒出来他们在一起很细微的幸福生活。而陈凯歌对此补充道，在他这个特定情况里，用幸福这两字还不够，要用美满。“因为我仍然可以做想做的电影，我有一个时时关心的妻子，而且我有很好的儿子们。”

　　谈到陈红，陈凯歌的目光中充满了爱意。的确，在他的生活中陈红非常重要。陈红总是很冷静，是一个能跟他百分之一百说真话的人，这让他渐渐学习和习惯了冷静地对待事物。所以当朱军问他跟陈红结合以后，谁成就谁多一些，他毫不犹豫地肯定是陈红成就他多。陈凯歌承认自己在有一个很稳定的家庭以前，日子过得确实不太像样。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就没有了。“她的确是很关心我，有的时候，我们俩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也不是说生活完全能够做到稳定，有规律。但是你觉得有人撑着你。我说我的天塌了，我的父母不在了，但是我现在找到半边天了。这半边天真的是在撑着我。”陈凯歌很诚恳地说。面对观众，陈凯歌对此刻不在身边的陈红简单地说了一句话，“拍戏的地方挺冷，你多穿点。”

　　陈凯歌告诉我们，迄今为止，他没有为陈红争取过角色，而妻子从来没有因此怨过他，也从不会这样要求他。“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不跟她合作，或者说我对她的表演有什么褒贬，我坚决地相信，她是一个资质好的演员，她能够在更进一步，而能做这事的，当然我有责任。”陈凯歌补充道。今年10月底他就将跟陈红合作第一部电影，目前摄制组都成立了，每天都在正常地运作。至于他们合作拍《吕布与貂婵》，陈凯歌称并不是专门为陈红准备的，因为陈红过去演过貂婵，而且他们现在对貂婵有一个新的解释，所以觉得她更合适。

　　六、有子万事足

　　（陈凯歌的两个儿子都生在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公民，作为一个深受东方文化传统影响的父亲，该如何教育两个已是西方人的宝贝儿子，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于是我们找来分别代表中西文化两套书《唐诗三百首》和《格林童话》，还有两个面具：猴脸和蝙蝠侠，算是送给孩子的礼物。）

　　看到朱军拿出盒子里的书和面具，陈凯歌立即有了反应：送给我儿子的。陈凯歌说，在一个新的世纪里，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好像存在向一个方向融合的趋势。两个可爱的儿子虽然是美国籍，但在中国待的时间长。在拍完《荆轲刺秦王》以后一段时间，他跟陈红带着小孩都去了美国。

　　说起儿子，陈凯歌一脸慈爱，两个儿子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老大性格和模样比较像他，老二长得跟陈红一模一样，很漂亮。两个儿子跟他们夫妻俩都很亲，和他们在一起，陈凯歌也学会了尊重他们，“小孩子有的时候就跟小动物似的，你得真的去关心他，你得真的去注视他。把他们当作一个有思想的人对待。绝不能对他们说谎。”

　　受母亲的影响，陈凯歌在家里对儿子的教育方式也是软硬兼施。“在今天物质生活更为丰腴的年代，小孩变成谁都不怕，这就不行了。我觉得我还得多少的有一点父权，让他觉得他还得有所畏惧。”当然对于4岁的大儿子，他觉得应该给他很多的行动自由，他想做什么，有什么样的选择，都要由他自己来决定，不能包办。

　　在节目录制现场，陈凯歌根据自己的体会现身说法，告诉天下的父母们要学会怎样教孩子做事，而不是替孩子做事。“比如说走到街上，摔一个跟头，小孩一定要哭，特别是三岁以前，我绝对不搀他，我只是告诉他说，你自己能站起来。可是到最后一秒钟，还是我扶他起来。因为你已经告诉他了，你应该自己站起来，但是这么小的小孩，还是需要有人扶他一把。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把这个道理跟情理两件事放在一块儿，可能就比较好。”

　　当朱军问他有没有后悔过这么大年纪才要孩子，陈凯歌认为事业和生活其实是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他形容自己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且自有了孩子后，他的心里一直很踏实。因为他知道回到家里能看见两张娇嫩的笑脸，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满足的。咱们中国人说的家合万事兴，的确是这样的。

　　七、我不拒绝拍电视

　　电影导演改拍电视的事早已不是新闻，但陈凯歌与陈红合作拍电视剧《吕布与貂婵》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难道他也是因为一位导演说过电影没观众，电视剧有观众？

　　对此，陈凯歌称其实他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电视是最强大的，最有力量的大众传媒之一。对很多的观众来说，电视在他们生命的占有率越来越高，所以不进入电视这一块市场是不对的。电影跟电视在形式上，在风格上无疑有巨大的区别，但是并没有高低之分，说做一个电影导演一定非要拍电影。那样其实是把自己圈起来了。因为我没有偏见，因为我没有成见，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做。”

　　电影没有观众，这是一个很严酷的现实。陈凯歌承认原因很复杂，“从我做导演的角度看，我觉得还是我们没有拍好，如果我们能够拍得更好，一定能够……我最大的遗憾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一个产业，没有能力把我们的电影观众继续保持在电影院里面。”

　　陈凯歌坚信，即便是电视先诞生，电影这种形式依然会存在。“为什么电影不叫传媒，电视叫做传媒。因为我们是通过电视了解信息，获得精神方面的需求。但是电影满足的是另一类的需要。我去耶路撒冷，出于好奇，我去了犹太教堂。进去以后，我发现犹太教堂里面没有一个像佛教那样一尊佛，但是四面都有座位，而正面的墙上很高处挂着一片星空。我进去的时候，光线很暗。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电影院是教堂，电影院是满足人们类似宗教的需要的。一个好的电影，给人的享受是精神上洗了一个澡。电影这种形式跟电视相比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它就是属于另一个范围的。”

　　八、进军好莱坞

　　（《温柔地杀我》是陈凯歌进军好莱坞的第一部作品，目前已进入后期制作，将于明年初在全美公映。这部被陈导称为是“世俗、生活”的新片，花费了他整整14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外景是在伦敦拍摄的。影片的情节是讲述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她极不信任的男人的故事。我想起有一首老歌就叫这个名字，不妨找来CD盘，陈导冰雪聪明，一看就知道了。）

　　谈起去好莱坞拍片，陈凯歌导演又一次使用了“水到渠成”这个词。之前在好莱坞当导演的有唐季礼、徐克和吴宇森导演。这三位导演基本上都是动作片导演，吴宇森的运气可能比其他两位要稍微好一点。此番陈凯歌在好莱坞拍的电影不是动作电影，基本属于精神的文艺片那一类的。古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陈凯歌的运气如何，等影片播映后自然就见分晓了。

　　影片《温柔地杀我》男主角是英国演员海瑟·格拉汉姆，他因主演电影《沙翁情史》而名噪一时，据说这个演员脾气很大，跟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大导演都发过脾气，但是这次却与陈凯歌合作得很愉快。陈凯歌告诉我们，来自有很强的舞台戏剧的传统的英国。他是一个非常会演戏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对角色很苛刻，但是他喜欢倾听导演的声音。如果说你第一次跟他谈话，结果不好，他永远对你有怀疑。但是你如果第一次，用我们北京话，说给他拿下，然后他就永远对你言听计从。他是这样一个人。于是我们不禁有点好奇，陈导第一次是怎么拿住他的。

　　陈凯歌向我们透露其中的奥妙，首先在于他抓住演员希望被人尊重的心理。另外，因为在英国拍摄，每周只拍五天，所以他给海瑟·格拉汉姆定个规矩，每天礼拜六上午10点钟去找他你谈下礼拜拍什么。这句话让他很感动，因为在西方人看来，牺牲周末的时间工作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事，特别是一个导演愿意这么做。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交流，在世贸这件事发生之后，他还从英国给陈凯歌打来电话，并告之他11月可能会到上海做一个演出。陈凯歌有点得意地总结这叫无为而治。

　　也许你不相信，没有专门学习英语的陈凯歌在导戏的时候竟然能直接用英语与演员们交流，节目现场，一位观众用英文测验了一下他，证实陈凯歌的英语水平非常好。陈凯歌告诉我们，80年代后半期他第一次去纽约，当时最怕的事就是接电话。他学英语的时候，已经过了该学英文的岁数。但是一是他的耳朵比较好，再就是他不怕张嘴，不怕说得不好，后来慢慢地越说越好了。

　　陈凯歌说，其实他跟好莱坞已经来往很多年了，《温柔地杀我》这个片子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从若干剧本中间挑选出来的，他在美国有个经纪人，会将大量的剧本寄给他，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兴趣去拍。他曾经要拍狄更斯的《双城记》，但是因为对剧本不满意，所以那个戏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拍。

　　在他看来，美国因为历史短，国家年轻，所以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没有那么强。但是英国人不同，英国是一个殖民国家，曾经占有广大的世界领土。所以他们最看不起的人不是肤色，而是文化。你要这个人没有文化，你不管是白种人，还是什么肤色，他一样看不起。但是倘若他感觉你是有文化的人，他就尊重你。所以他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但他们是对他很尊重，所以在工作过程中间，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

　　当然也有文化上的差异，比如在中国拍戏，有的时候他们需要采取点游击战术。但在英国，门都没有。再比如在英国，冬天拍戏只有七个小时的日照时间，中午必须保证一个钟头的午饭时间，要在中国，肯定是盒饭送到现场，一人一份，一边干，一边吃。陈凯歌必须一切都按规矩来。但是讲规矩的结果就是缺乏随机性。此外，在美国打开电视，每15秒钟一定能听到钱这个字，对此陈凯歌也不太适应。

　　不过，陈凯歌认为从管理的角度看，西方的专业性更强，做导演比较容易，因为他们只要求你做导演的工作，其他部门的工作都有人来责任，你只要求检查一次。

　　陈凯歌说他并不认为在好莱坞做导演，就意味着他是国际型的导演。他之所以选择到美国工作，主要是他一直好奇想验证一下自己，能不能很正常地进入美国的主流工作范围中去。另外，他希望学习他们是如何操作一部电影，并且成功地把电影介绍和推荐给观众。所以他不准备放弃在美国的工作，而且他现在已经具备了可以继续在美国工作的条件，在那里他可以不断地拍摄影片。据他透露，拍完《温柔地杀我》后他有可能拍摄电影《珍珠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材，故事也发生在英国。

　　九、拍电影是我一生的事

　　（在寻找与陈凯歌相关的资料过程中，我发现了一本很珍贵的杂志《电影手册》，上面回顾了世界电影百年大事记，其中有一笔提到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重新开张，招了一批新生，他们后来成为中国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导演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重开之后的第一批新生，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插过队，当过兵，吃过苦，然后又回来深造。于是他们中间涌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导演，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五代导演”。

　　陈凯歌认为这其中有必然的因素，他们属于比较特殊的资源，所以燃烧的时间比较长。从80年代中期开始拍片子，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但是这一批导演的创作力仍然比较活跃。

　　他记得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开始大家的心都很高。“进了教室之后，我们的教授说得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教你们，我们10年没教了。但是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在刚刚进入电影学院时候，对电影知之甚少，完全没有拍摄的经验，虽然我也算出身电影世家，因为那时候的文化处于封闭状态。”不过，那个时候电影学院有一个很好的气氛。“我们会到电影资料馆看好多所谓经典影片，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之后有自由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教学设备很简陋，在上蒙太奇课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世的张克教授，用木竿钉了一个木框子，在一个排练室里走，走进，特写。然后往后退，中镜。再往后退，人全。听起来是个笑话，但是电影学院七八班课就是这么上的。条件很差，但是热情很高。我们是因为内心受了电影的感动而决定去做电影，既不是像美国的一些导演是从广告行传过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挣钱，也不是那种熟读电影经书的人说，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尝试。”

　　当时拍《黄土地》的时候，大家也是一拍即合。但是他们这一代导演拍的很多片子，包括《黄土地》、《红高粱》等等，一些人并不理解，觉得把中国这么落后的东西介绍到国外去，似乎有点卖国的嫌疑。陈凯歌告诉我们，一部影片被介绍到国外去，是需要经过批准的，他们自己没有力量把它介绍到国外去。另外，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文革以后，我们整个民族都有一个反思过程，看在这10年里到底出了什么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悲剧。其实《黄土地》和其他的一些第五代的作品，都是跟着这样一个大的趋势走的。所以并不是他们特别聪明，或者是单独的贡献，只是找到了他们的视觉语言。

　　当记者问起关于世界15位著名导演合作拍摄《10分钟，年华老去》一事，陈凯歌显得很兴奋。的确，在这份囊括了当今世界顶尖导演的名单上，他与王家卫代表了整个华人影坛，这是一份颇令人骄傲的荣誉。陈凯歌称这是一个“聪明得不得了的主意”，全世界最著名的影人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其精彩程度可想而知。陈凯歌介绍说，自己已经基本完成了初步构思，准备拍摄一个反映时间变化的题材。整部影片将于明年初完成，并受邀作为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片。

　　从83年到现在18年里只拍了八部电影，是不是少了点，面对这么尖锐的问题，已经49岁的陈凯歌坦言自己的确很跟自己较劲，但世界上只有两类电影，一类叫好电影，又叫诚意电影，像他们拍摄的《黄土地》，一类叫不好的电影。“我们想做好电影，就别记着你得过什么奖，成过什么名，你只要能够真的永远保持普通人的那个状态，你才能继续往前走。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做得诚意电影在数量上非常有限，一两部。”他认为自己面对创作上困难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生命就是做这件事，所以倒没觉得浪费。

　　至于今后的导演道路该怎么走，这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对此，陈凯歌说他很希望拍出更多更好的能给观众提供激动人心的内容的电影，但他并不否认会拍非常商业的电影，因为从行业整体发展的角度看，需要成熟的能够拍摄好的商业电影导演，他感觉这种导演可能会从广告行业里产生，“他们进入广告行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了市场，当他完成了市场的这种，摸索出了市场的规律以后，再回归到电影，他就冲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道路。”

　　有一位网友请陈凯歌用三句话去形容自己的30、40和50岁，陈导打趣般地脱口而出：“30岁——好，40岁——更好，50岁——大好！”作为一位中国影坛颇具影响力的导演，希望陈凯歌的明天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好运无限！（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朱军打开了最后一个胶片盒，里面躺着我们最初想到的一包黄土，当时通过赵季平我们辗转找到一位新华书店的朋友，特意从延安市影家沟的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一当地的黄土，我们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收到了它，当时真是太感动了。陈凯歌导演没有想到我们会最后设下这么一个环节，看到这包黄土的时候，他的眼眶湿润了，我想这包黄土的寓意，或者说它要期待什么，其实我们彼此都非常地清楚了。）文 / 钟苏洲（由《艺术人生》剧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