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从1944年到1946年，其画风已开始渐变，用笔的古拙之气渐盛。从艺术取向上开始与齐白石接近。有记载称，他于四川在徐悲鸿那里看到多幅齐白石的作品，这种创作方向上的变化，在成为真正的师徒之前，齐白石已经是李可染的心中之师了。作于1945年的《铁拐李》，已表现得非常明显。1946年，在收到杭州与北平两方邀请任教的通知时，李可染因齐白石、黄宾虹皆在北平，而决定北上了。在徐悲鸿的安排下，李可染在北平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齐白石。1947年春，当李可染带着20张画去拜见齐白石的时候，齐白石从半躺着随意翻看，到坐起来，再到随之站起，赞道：“30年前我看到徐青藤真迹，没想到30年后看到你这个年轻人的画。”随后不久，李可染正式拜齐白石为师。那时，齐白石自署87岁，是这位大师创作最为成熟与旺盛的时期。1947年9月，李可染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个展，徐悲鸿为其作序：“徐州李先生可染，尤于绘画上，独标新韵，徐天池之放浪纵横于木石群卉间者，李君悉置诸人物之上，其趣洋溢，不可一世，笔歌墨舞，遂罕先例，假以时日，其成就诚未可限量。”这不应仅仅看作是一种对李可染的鼓励，更应视为徐悲鸿颇有前瞻的预见。从李可染入室到齐白石去世整整十年，李可染的感触颇多，他说：“我在齐老师家跟他学画十年，主要学他的创作态度与笔墨功夫。齐白石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从来不肯信笔涂抹，作画笔力雄健，气势逼人，为我们这一代人不可及。齐老师在我眼前好像是一座艺术的高山。”从拜师开始，对齐白石画风的进一步领悟，李可染作品变化的方向性日渐明确，作画更从才华的彰显外露走向理性的分析与沉着的探讨。李小可回忆：“一次父亲拿着画让老人批评指点，老人看了画沉静一会儿，说：‘我一生特别喜欢草书，尤其是徐青藤潇洒的字和画，可我现在还在写楷书……’老人婉约地指出父亲作品快与轻的毛病。”这或许就是李可染作品，尤其是晚年从书法到线条日渐趋于“积点成线”、用笔缓慢与下笔沉着的原因吧。

　　1949年以后，李可染反映现实人物，带有太多文人画的痕迹，因此不太主流，与红光亮之间的距离过大。如他的《街头卖唱图》，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卖艺人的音瑟之状是合适的，而《老汉活到八十八》《翻身农民学文化》《领得土地证》，作品虽也生动，但无论从色彩还是人物的造型都显得与时代不能合拍，加之受到了某些质疑，所以这一时期李可染人物画开始减少。据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回忆，以上问题是李可染决定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对时代的跟随李可染自有其法，他选择了老舍说的比较难的山水作为突破口，而非人物。因此，李可染随后的人物画更多化为自娱的笔墨了。

　　1949年后，中国画一度被边缘化，李可染在中央美术学院只能教授勾勒、水彩。1951年在新年画运动中创作的《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是从未画过年画的李可染所做的一次尝试性实验。其中的人物没有任何李可染个人风格，虽获得了1952年文化部创作三等奖，也就此为止，再无涉足。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李可染将热情注入在写生基础上的山水画创作之中，人物画相对较少，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虽体量小、用笔简到不能再简，但依然生动，哪怕是写生，人物的排布造型都一丝不苟，生动异常。直到“文革”后的80年代，李可染人物画的创作才又多起来，但题材相对固定，笔法则更加纯熟了，与他的书法、山水画一同进入了老辣的成熟期。

　　齐白石曾有一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李可染可以说是“学”的最成功的范例。从人生经历上，齐白石和李可染可以说大相径庭，在人物画的取向上却相对一致，尤其是李可染遵从老师的基本脉络进行了人物画的进一步探索，并将在书法上的所得明确地注入了他的晚年绘画之中。

　　纵82厘米 横37厘米 1945年

　　李可染与齐白石水墨人物画作品的比较

　　对于艺术家经历的剖析只能作为分析其作品的佐证，而作品本身是说明问题的实证，因此下文将从李可染的作品出发与齐白石的同类题材来作比较，从而探讨两位大师水墨人物画的异同。

　　《搔背图》是李可染作于1947年，拜齐白石为师不久的作品。此图不仅在李可染的年表，就是在齐白石的年表也位列其中。画面描绘的是一小童开心地为一老者（或许是小童的父亲）抓痒，老者裸露上身，一眼睁一眼闭，面容表情之态近于变形，正是被抓痒时而抓到、时而抓不到的窘态。无怪齐白石会欣然题云：“搔上痒在下，搔下痒在上，汝不爱其亲，谁为关痛痒。”齐白石为其题跋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搔背图》这一题材也是齐白石喜画的内容，甚至可以猜想李可染是看到齐白石的《搔背图》后，根据自己的领悟做了新的阐释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