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许多书画著作都是一派胡言!
来源:新华网 文章作者:佚名
[编者按]创作出“奥运福娃”的著名画家韩美林近日出版了一套重达十几斤的《天书》。2008年1月2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韩美林《天书》出版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致信祝贺,祝愿韩美林青春永驻,艺术常青。本文为韩美林撰写的后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韩美林,山东济南人,1936年生。擅画动物、陶瓷艺术。1955年学习于中央美术学院,1960年毕业于中国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人是个很奇怪的物种,因为他有一个比别的动物更发达的器官——大脑。应该说,随着年纪增大,眼前的事忘得越快,但我一直不明白,童年的事虽然已与现在相隔五六十年,可总也忘不了,上小学的那一天似乎就在我眼前。 我家在济南,住在现在的省府前街(布政司大街),东边一个巷子叫皇亲巷,连着的一个小巷叫尚书府。这个皇亲巷并没有皇亲,只是一个司马府的后门。据老人讲,也不知哪一朝的皇帝偷娶了司马家的一个小姐,因为不是明媒正娶,所以从后门接的亲……反正我们小孩听大人讲的事都犯糊涂,所以我也就糊涂着写,大家也只能糊涂着听了。 讲这些不重要,主要是讲司马府后门旁边有一个庙,庙洞里有一个土地爷和一个供台,几进的院子里,有关公、观音,观音殿里还有一个私塾,那时的私塾已经有点背时了。我们街上的孩子主要在司马府后门和土地爷庙洞子里玩,加上巷子里有一、两条不管是谁家养的且都是挺“哥儿们”的小狗,小孩要求不高,有这些也就够了。 有一天,放学早,我一个人来到土地庙,调皮的我无所事事,好奇地凑到土地爷大玻璃罩子里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没想到从土地爷屁股后面发现了“新大陆”,我伸手一掏是书!接着一本、两本、三本……越掏越好奇,后来掏出来的还有印章、刻刀、印床子。印章料有石头的、木头的、铜的…… 小孩财迷,见到这些东西那好奇劲、那高兴劲就甭提啦!就地一坐便“研究”了起来……后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往这里跑,东西没敢拿回家,“研究”完了就送回土地爷屁股后面,这样挺保险,没人会知道。那时我虽小,却挺懂事,怕带回家说我是偷的,那就洗也洗不清了。但又是谁将这些东西放到这里来的?至今是个谜。 我从小智商不低,直到现今七十老翁,对某些感兴趣的东西仍过目不忘,好奇心“发达”(可我不感兴趣的电话号码、手机、相机、发票等与我“长期厮守”的可以说没有)。但是没想到那些书却影响了我一生——一本《四体千字文》、一部《六书分类》、两本《说文古籀》,后来,偷偷的一本本拿回了家,它们成了我的“终生伴侣”。 此生第一次接触的文字是篆书,这些像图画的文字对我一个小孩来说新鲜、好玩。从小我喜于绘事,所以一拍即合,直到小学毕业这几本书就没有离开过我。小孩子天性好玩,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有玩弹子的、有踢毽子的,可我却偏偏玩起了这些“图画”。 故乡山东是孔子的家乡,从小写书法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五岁就写了字,家里再穷,也没有放弃让我们写书法,尤其上了小学以后,寒暑假母亲怕我们玩野了,就把我们兄弟们送到私塾去写字,学费不贵,每人只交一块钱。 现在我是个画画的,可是我学书法的历史绝对在绘画之前。 另外,那时我还玩篆刻,用刀在石头上、木头上刻,刻得满手都是血口子。后来我玩别的(绘画、雕塑、陶艺),而且越玩越大,篆刻就顾不上了,但篆书却一直伴我终生。 我一再申明,因为是第一接触,我把篆字当成了“图画”,所以从我决定一生走美术道路起,篆书在我眼中也就走了“味”,它跟我走的不是书法路,加之后来我的兴趣又扩大的关系(甲骨、汉简、岩画、古陶文和一些符号、记号),它们在我眼里都没有以书法对待,而是成了根深蒂固的 “形象”。 为此,我成了“另类”的古文字爱好者。 我是一个从石头缝里夹生出来的小树,儿童时期,父亲早亡,母亲和奶奶两个寡妇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那时我两岁,弟弟还未满月。我上的小学是一个救济会办的 “正宗贫民小学”。但是我们可不是破罐破摔的人家,我早上没有早点,吃的是上学路上茶馆门口筛子里倒掉的废茶。我家再穷也不去要饭,不去求帮告助,不偷不拿,活的就是一个志气。所以我小学连着两年拿的奖状不是优异成绩奖而是拾金不昧奖。 母亲的祖籍浙江绍兴,她家以前是济南有名的“大户”,可惜她赶上了她们毛家破落年代,但是她懂文化。我父亲少年丧父,只念过三年书,十七岁做了洋药房的店员(五洲大药房),但是他的英文和自制的药已显露出他的才气,可惜他二十八岁就归了西。 虽然上的是贫民小学,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六个班里有三个美术、音乐老师,当时学校里演戏、唱歌、画画非常活跃。后来我上了大学听音乐欣赏课,才知道我小学时期就已经熟背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了,小学四年级就让孩子们苦读了《古文观止》。一个洋小学让我们孩子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六王毕,四海一”,扎实的古文底子早已在小学给“奠”好了。此外,我们班主任还经常让我给他刻印(其实是鼓励我),同学们也让我刻。拿着几本篆书的我成了同学们羡慕和尊敬的对象,尽管我的手经常都是血糊糊的。 那时,老师、同学、家长和我们一起,虽然环境不好,可是团结友爱,彼此之间充满着和谐、友善,我们互相勉励,期待有一个辉煌的明天,我们在校歌中唱道——“但得有一技在身,就不怕贫穷,且忍耐暂时的痛苦,去发展伟大的前程……” 后来才知道,我们小学的老师和访问过的老师、前辈,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专家,像李元庆、赵元任、陈叔亮、秦鸿云等,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界的脊梁。我小学演话剧 “爱的教育”,辅导老师就是秦鸿云,他是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的开拓者,也是江青、赵丹的老师。后来我到济南话剧团时,他在文教局戏剧科,我们还经常联系,可惜他“文革”时被江青弄到北京给灭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学校仍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没挂红黄蓝白黑的汉*旗,我们唱得是毕业歌、救亡歌,我十岁就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教我如何不想他……”。我八九岁就知道了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像迟海鸣、王鸿钧、华世奎,也知道何绍基,铁保等一些故去的书法家,他们都去过济南。 我的私塾老师姓赵,经常给我们唠叨这些书法家,其实我们是小孩,谁写的好坏、写什么帖都是糊涂着听糊涂着记,小孩什么也不怕,就怕老师打板子、抽笔和罚跪,仗着我记忆力好,还记着这么几个人。 我开始练的是柳公权,赵老师看我性格不对路就给我换了帖子。从那以后,我就练起了颜鲁公,再也没有换帖,直到四五年级时,老师让我写了一段爨宝子和泰山金刚经,换换口味,时间不长,又练回来了。 我习惯了颜鲁公,况且老师给我讲颜鲁公怎么做人,怎么做官,怎么刚正不阿,怎么为民请命,怎么被人诬陷而被朝廷给缢杀的,他的人格魅力加之他少年赤贫,没有纸笔,扫墙而书的童年,与我美林同样的命运,我粉丝(FANS)一样跟着他的足迹走了一生。 在我的童年里,石灰和墙是我的纸和墨,我经常在人家的墙上乱涂乱画,尤其是新墙,让人告状而挨揍是家常便饭,另外,我们巷子的石头路,也是我画画写字的好去处。 山东文武英雄兼出,梁山好汉就是山东人,孔孟诸葛颜真卿也是山东人。我家出去尚书府就是教育馆,除了有个大众剧院场外(江青、秦鸿云他们就是在这里演戏),还有个大小武术班子,我们小孩受他们不少影响。皇亲巷的墙上、地上都成了我们的天下。写字、画画、练武术都是在这条巷里,我是孩子头,男孩女孩都听我的,一放学,先不回家,放下书包不管大小男女一律冲墙来个半小时倒立。二00一年我已经六十五岁了,心脏马上就要开刀,住在同仁医院,我为了对我的女友(现在的妻子)表示爱心,在无所示爱的情况下,灵机一动便三角倒立半个多小时,要不是她拉下我来,我还一个傻劲地在那病床上竖着,没想到医生来了,把我给熊得快钻到地窟窿里去了。 我的武术老师姓潘,也是济南太极拳名人。 总之,童年时期虽然懵懵懂懂傻傻乎乎,没想到瞎猫乱碰遇到了这么多的恩师。现在看,家里虽然穷点,但是我童年教育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走上了一条“另类”的童年教育的道路,算是歪打正着吧! 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把我当成“小画家”来鼓励,我上过前后两个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济南第二实验小学,幸运的是我又遇上一个好的班主任,他也姓潘,古典文学、诗词、音乐他都很精通,他指挥我们全校的大合唱;同时这个学校还有三个美术老师,三个音乐老师。潘老师是馆陶人,是武训学校毕业后上的大学,私塾底子很厚,字当然写的很有功力,他平时用毛笔改作业和写条子,不用“原子笔”。武训学校培养的人都抱着一番雄心到社会上去闯天下的。我是穷孩子,潘老师是穷孩子,颜鲁公也是穷孩子,武训要饭办学,给了潘老师一个在我当时又要当“粉丝”的偶像形象。他是写汉简的,我到他家去过两次,他夫人很漂亮,是个小脚,他写的满墙书法,都是我没见过的汉简,这是我最深的印象,不过没有对我产生非写不可的程度,他的推荐没起作用。 因为颜鲁公成了我根深蒂固的偶像。他除了给我做人的启示以外,书法上的苍雄郁勃、直立天地的那种我小孩儿说不出道不来的伟岸挺拔、磅礴恢宏的气势,无疑使我感到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一切的一切,毫无疑问地注入到我的身心并转化为我在做人上终岁端正的基因。我崇拜英雄。 由于潘老师的教诲,在我的记忆中,又加进了几个英雄,诸如稽康、夏完淳、辛稼轩等等。这些有才有德的偶像,稽康和夏完淳都是宁死也不屈的英雄,他们都是被杀害的。夏完淳被杀时才十七岁,他律诗写得一绝。辛稼轩更是血气方刚的好汉,他一个人骑马杀到敌营将敌魁血淋淋的首级提回来,爱国爱得不下于陆游那伤心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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