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的天书

    这些常识性的丰富的知识，在我启蒙时期齐刷刷地向我聚来，使我一个穷孩子达到了别人说什么我都能插上嘴的水平，现今的教育实在不能不说多失上策。

    小学毕业，一直没有接触到哪一个“高人”对我篆书的引导，因为这些老师都不写篆书。这时篆书在我记忆中已经记得很不少了，只是缺少恩师的指点，所以很自然将我逼上梁山——往画的方向自我多情地酷爱和联想，就像同性恋一样，是男是女，爱上了怎么喳？！

    天意也好，偶尔也好，信不信由你。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机缘。

    每年过年家家蒸馒头做年糕，我们穷人家只有将小米水发了以后碾成粉与小麦一起蒸成馒头，全部小麦面粉我家是吃不起的，杨白劳家还能割二斤肉，我们家只能买半斤切成丁与老疙瘩咸菜黄豆炖成“八宝菜”。说起小米碾成粉（水发米粉），家里没有石碾子，那个时候各中药店都网开一面做善事空出药碾子，让穷人家去碾米，我们巷子口有个同济堂药店，每年我们都去那儿碾米。

    同济堂后院全是药材，它们很有秩序地被存在各个药架子上，屋里也有各种叠柜，放的什么好药我们小孩也管不着，但是他们院晾晒的东西里我却看到了。有个大圆簸箕上铺着一些黄表纸，上面放着一些骨头和龟甲，小店员过来给我们这些穷人（奶奶、妈妈、姑姑和邻居的孩子们）介绍这是“龙骨”，每年年终都拿出来晾一下，叫“翻个身”，上面那些文字他讲不出来，说“一拿来就有”，我什么也没听懂，只知这叫“龙骨”，是“药材”，治“××病”的，等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啊！！以前没有文化，中医拿着它当药材。年方六七岁的我，幼年就能见到甲骨文，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毕竟一个小孩与这些古老文化纠缠上了，真是不可思议。

    “龙骨”我不懂，治什么病我也管不着，那些文字在我的脑子里却慢慢地生根开花，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甲骨文，更不知道它就是金文的前身。孩子不懂偷，好奇的我把它们当成了“图画”临摹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的脑子里多了一个思考的内容：那些骨头上的画，每块骨头上字不多，几个、几十个，它们奇妙而又细腻，到老也没能从我脑子里抹去。

    天意，还是天意。我埋头研究古篆直到打倒“四人帮”，竟然无人知晓，无人揭发。现在知道我写篆的人也不多，画我送人，字可是不轻易赠友，我深知书法功夫比画要难得多。而且我写书法的目的是为了画画，直到现在不改初衷。

    ……

    绕了十万八千里，也该绕回来了。我得把至今三十多年为什么写篆、写天书的事交待给大家了。

    出狱不久，我回到厂里继续劳动。1974年底，厂里照顾我加之身体极差，我劳动了两年左右厂里也已经不管我了，任我自由地去研究和创作。为此，几年下来我去了大半个中国，山南海北的工厂、农村，尤其是陶瓷厂、工艺厂……

    在工厂里，因为创作没有条件，所以锻炼的什么纸、什么颜色都能凑合，可以说“狼吞虎咽”一样的需要。工厂里搞宣传用的纸多，没有宣纸。后来我用刷水的方法仿效宣纸效果，经过无数张试验，天终于给我网开一面，这些不似国画的水墨画，融传统的国画和现代水彩画两者兼备的效果，居然一炮打响。我走向了世界。第一次国外展览就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这个至今已不存在的双子座大楼，我永远也不忘记它。它让世界人民知道了我的小猴子、小熊猫……

    绘画取得的成绩使我成了“拼命三郎”。然而陶瓷厂的条件又让我在篆书上走向一条另类的道路。它也使朋友们在那时期添了一份高兴。这就是今天献给世界人民的“天书”。

    我通过瓷器厂这个条件，设计了一批茶壶、文具、小瓷雕……发挥了我从小就没有显露的“篆书”。在这些器皿上能写就写，然后寄给我北京、上海、广州的老师、朋友和同学。我找到了一个发挥我写篆书的平台。那时我如鱼得水一样——写疯了。

    我在利用这些条件做出了我“另类”陶艺。做陶艺我没有七七四十九件工具，我一直认为路是人走出来的，艺术上只要达到目的（艺术效果），可以不择手段。因此，我陶艺使用的工具全是些木头棒、火柴棍、竹片、笔管、树枝、铁丝、大头钉、梳子、锥子和锯条。这些最简单的工具却产生了“传统”工具所出现不了的艺术效果。拿树枝子在陶器上刻篆字明显地增添了一分“老苍”。

    因为没有老师指导（楷书功夫下在少年时期），篆书只是刻印和写着玩，而且是铅笔，即使有些发展也是“另类”，用竹片、树枝刻划。“文革”时期的1974 年，艺术家没事干，小聚一起，自由小天地。那时有陈登科、黄永玉、李准、肖马……等师友，环境再不好，聚在一起仍有说有笑，潇洒而自在。后来范曾、韩瀚、白桦等朋友都参加进来。谈画、谈人、谈天下。京新巷在北京车站附近。黄永玉老师的“罐斋”就在那里。我的新品种的水墨画得到他不少鼓励和指导……

    茶壶上写的那些篆书，起初根本没考虑这些字是为什么写上去和得到书法上的回音，说白了就是写着玩，或者说“附庸风雅”。我那些茶具是闭着眼睛送到黄先生的眼里，但是我没想到他却记在心里。一日，李准、范曾、韩瀚诸君在黄府小聚，没想到黄先生拿出一本他画的册页让我用篆书给他封面上题字……

    我又是一次五雷轰顶。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出其不意地给我推出了这步棋。因为他是老师，是当着这么多专家级的朋友，是我从来也没拿出来见人的“私房”本事，也是我从来没在宣纸上写出来的篆书。我从来也没这么尴尬，手足无措地楞在那儿……

    黄先生急了：“你哆嗦什么？写！……” 写的什么字，怎么写的我充血的脑袋全忘了，直到现在也没想起来……

    这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这是药学家在自己身上打针做实验呀！这是理发师第一次让徒弟拿剃刀剃自己的头呀！这是他对我一种多么多么的信任与鼓励呀！他的画让我来题字，我做一百个翻着花样的梦，也摊不上这种没边的事呀！

    就从这次开始，我亦拿起毛笔写篆书了。一天天、一年年，就是这次“京新巷写大篆”事件，让我走上非写不可的路。我不能再丢人现眼，不能再雕虫小技、胸无大志。这一生有两个字在鼓励我前进——“羞辱”！“羞”是我自己做错的事、做红脸的事；“辱”是别人对我的诽谤与迫害。它们是我一辈子前进的动力。

    我感谢黄先生。

    从此，大幅小幅，后来甚至丈二的纸都敢横涂纵抹了……

    ……

    我研究书法是为了画画。所以我的取向就不能同于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我偏于形象的摄取。就像医生看谁都像病人一样；擦皮鞋的低头看谁的皮鞋该擦了；警察眼里不是小偷就是违章；剃头的看到的是你头上有些日子没剪的头发……

    当然，我看一切都是怎么把它变成“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