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温床NO.1》
在1992年前，大陆艺术品与市场的关系较为疏淡。古代和近代艺术品由各地国营文物商店一手垄断，收购价格极为低廉，出售又有种种限制。而当代书画家的作品通常在画廊或宾馆商场展卖，或由买方上门私下成交。缺乏公开、公平的竞争，缺少艺术品鉴定、估值的科学程序，没有法律的保证更没有成熟的鉴赏和收藏队伍。艺术品市场长期延续着萧条和无序的状态，大陆艺术品也常以极不相称的低价大量流入海外。在思想解放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关部门受海外苏富比、佳士得等拍卖行成功运作的启发，将拍卖引入了艺术品市场。
1992年，北京市文物局牵头举办了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揭开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大幕。1993年6月20日，国内首家拍卖公司——上海朵云轩举办了中国书画拍卖会，买家从港澳台及内地各省市汇集到上海参加竞拍。朵云轩的成立被认为是地处前沿阵地的上海人较早地领悟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结果。同年，中国本土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海外拍卖行也紧跟形势地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办公室。
1994-1996
开场火爆收藏家蜂拥
据嘉德的创始人之一寇勤回忆：“嘉德刚成立的时候，打电话来业务咨询者无数，但敢于留下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却寥寥无几。”有一位在“文革”后获得落实政策的藏家，守着价值上百万的文物，却穷得装不起一部家庭电话，跟他联系都是通过住宅小区的大喇叭实现的。
1994年3月，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了首次拍卖会，拍卖内容包括中国书画和油画，成交总额1,300多万元，一举突破千万大关。半年后的秋季拍卖会，成交总额达到5943万元。其他各大拍卖公司也是捷报频传，拍卖纪录被不断刷新。中国艺术品拍卖事业乍一起步，便面临着空前繁荣的局面。1996年嘉德秋拍推出傅抱石1944年设色纸本《丽人行》卷，起拍价350万，1078万成交，刷新了近现代中国画的最高价。
许多拍卖公司与海外艺术品收藏家建立了联络关系，开始培养收藏队伍。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收藏者购买实力的崛起。嘉德第一年的两次拍卖会，总成交额7000多万，国内买家就占了六成以上。而创拍卖纪录的齐白石力作《山水册页》，就是由国内一家企业买走的。艺术品作为一项新的投资项目，瞬间吸引了大量资本的加入，参与者中，不仅有极具经济实力的企业家，也有一般的工薪阶层、市井居民。这一波收藏的热潮，当然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每有投资市场的快速增长，总会吸引大批资金涌入，而在市场尚未达到成熟的初期阶段，这种增长尤为迅猛。
1997-2002
“真伪担保”转向法律完善
然而，繁荣的表象并不能掩盖拍卖市场依旧稚嫩的本质。在度过了起初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来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也迅速冷静下来，问题开始浮现。
按照寇勤的话说，当时的中国文物市场，既无“清晰的市场环境、又无明确的法律保障”。当时国际性的拍卖公司都有专门的权威性鉴定班底，但国内的大部分公司均无专门的鉴定机构，有限的几位文物鉴定专家被聘来聘去，“现用现抓”，有些拍卖公司甚至聘请冒牌专家。一些急功近利的拍卖公司开始利用赝品蒙骗买家，甚至不择手段雇托哄抬价格。买卖双方出现信任危机。
1996年嘉德春拍，首次提出了真伪担保。这是针对了当时书画市场赝品充斥、真伪难辨的局面而推出的举措。然而即便摆出如此诚恳的态度，当时的成交量依然略有萎缩，4370万。
1997年《拍卖法》颁布，在法律的制约下，拍卖业开始向有序和成熟发展。
1999年11月20日，香港苏富比国际拍卖公司中国书画部资深顾问黄君实先生携带元·赵孟頫《行书归去来兮》等文物来北京请专家提供鉴定意见。这代表着中国文物鉴定专家的水平被世界所公认。
2002年，随着10月新《文物保护法》的公布，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了私人文物收藏与流通的合法性，使文物收藏注入了法律的保障。
2002年春拍，市场开始升温，嘉德春拍成交额超过1亿元大关。宋徽宗赵佶《写生珍禽图》2530万，再破中国书画纪录。据说，拍卖持续了约15分钟，有60多个回合。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为此进行了70分钟的现场实况转播。
2003-2008
“中国当代艺术20年”专场
2002年之后，中国艺术品拍卖又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嘉德的成交额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从2003年春拍的1.9亿，一直猛冲到2008年春拍的9.93亿人民币。2007年11月6日，中国嘉德2007秋季拍卖会的国宝级珍品明代仇英《赤壁图》最终以7952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了涵盖中国油画、书画等各类中国绘画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的世界纪录。同时也创造了中国绘画拍卖成交价的世界纪录，标志着中国绘画作品的拍卖成交价首次超过一千万美元级别。书画价格屡创新高，使不少精品从海外回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