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
中国牙骨雕刻展现了繁荣华美的图画。
尽管商代是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而称誉华夏文明史的，
然而，
商代的牙骨雕刻和玉器等也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如果把商代的青铜工艺的辉煌比作夜空中的月光，
那么商代的牙骨雕和玉器等工艺就是星光，
青铜工艺与牙骨雕等工艺共同谱写着中华民族的文明篇章。

　　商代遗址出土的牙骨雕制品很多，
光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牙象雕制品就有象牙杯、象牙碟、象牙鹗尊、雕花象牙梳，
还有数以百计的用于镶嵌的象牙饰片等。
1976年,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1928件精美器物,
其中牙骨雕制品就达567件,
这些牙骨雕刻品中,
艺术品、装饰品占90%以上。
与新石器时代的牙雕相比，
商代牙雕更注重雕刻技艺的运用，
其雕刻风格与同期的玉雕基本相似，
浅浮雕应用广泛，
多层次的高浮雕很少见有，
当时流行的牙雕工艺，
主纹用浅浮雕表现，
再略作减处理，
然后填以绿松石、孔雀石或蚌片，
以加强色彩的艳丽，
产生对比效应。
如：妇好墓出土的两件象牙杯。
一为夔鋬杯一对，
高分别为30.5厘米和30.3厘米，
口径11.3厘米和12.5厘米。
杯身用象牙根段制成。
象牙根段三为空心，
因材造器，
巧具匠心。
杯形似觚，
侈口薄唇，
腰部内束。
杯右侧的鋬亦用象牙制成。
杯身右侧靠近口、底的地方，
凿两个上下对称的小圆孔。
杯身外刻有精细的饕餮纹、夔鋬龙纹和鸟纹，
纹饰的门、眼、眉、鼻均嵌有绿松石，
采用了镂刻、彩绘、染色等工序。
彩绘花纹的颜色有棕、红二色，
与雕刻的纹饰比较吻合。
正由于这样，
商代牙雕比过去的作品要精美的多，
这是艺术走向成熟的一种反映。
另一件是带流虎形鋬象牙杯，
高42厘米，
直径10.6-11.2厘米，
是较大的一件象牙杯。
从造型上看像青铜器的象牙复制品，
上面镂刻浮雕兽面纹和云雷纹，
还镶嵌了很多绿松石，
如此精美的象牙制品，
可代表商代的牙雕技艺。

　　殷商时期，
统治者推崇青铜器，
用以祭祀和饮宴，
要求做得大、做得有气势，
而玉器和牙骨器的制作受天然材料体积的局限，
难以制造大型器物。
因此，
青铜便成为制造礼仪、祭祀和饮宴用具等大型器物的主要材料，
而玉石、牙骨器便成为一般小型玩物及装饰佩带用的工艺品。
《史记•宋微子世家》就记载：“纣始为象箸。
”由于商代的玉器和牙骨器功用相同，
两者在造型与风格上便十分接近。
虽然商代的牙骨器与青铜器因为形体上和功能上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造型，
但是在装饰风格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现象也可以说是商代工艺美术的一个特色。
当时牙骨器制作的工序大概包括选材、裁材、成形、磨光等。
现存世的商代较精致的牙骨器，
工序还有镂刻、彩绘、染色、镶嵌绿松石或蚌贝等。
彩绘花纹的颜色有棕、红二色，
与雕刻纹饰一致，
但因为彩绘容易脱落不易保存，
所以存世的标本并不多见。

　　商代牙雕器的纹饰与当时青铜器上的纹样相似，
有异曲同工之妙：狰狞的饕餮纹，
神异化的龙形纹饰，
都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些时代特征。
青铜器作为礼器，
商代巫觋用以“通天地”。
因此，
玉器、牙角器信效青铜器的上述纹样，
其实也都与商代流行的崇迷信、崇鬼神的宗教意识有关，
它不公透出一种神秘的威力，
而且还具有象征“协上下”、“承天运”的祥瑞意义。
今天，
我们从安阳市殷越妇墓出土的夔龙鋬象牙杯和虎形鋬象牙杯上，
就能见到这样的雕镂精细的图案。
夔龙鋬象牙杯身通体雕刻精细繁缛的花纹，
由杯口至切地处，
形成4个花纹段：第一段为口下部，
刻有三组饕餮纹，
其眉、眼、鼻处，
均嵌绿松石；第二段为颈部，
也是三组饕餮纹，
眼、鼻、口嵌绿松石，
在口下则雕大三角纹，
口两侧刻对称的倒夔纹；第三段为腹部，
刻变形夔纹，
眼以绿松石镶出；第四段近切地处，
同样饰有三组饕餮纹，
目字形眼，
大鼻翘目，
口均向下，
眉、眼、鼻、口外均嵌绿松石。
除此之处，
纹饰区段之间，
还用绿松石镶嵌出一道或三道界线。
象牙杯的鋬部，
呈夔龙状，
头冲上，
宽尾下垂。
鋬上端两面雕鸟形纹，
勾喙短冠，
眼镶绿松石。
鋬背中部雕一兽面，
其下又雕一突起的兽头，
双角上竖，
口、眼、眉镶绿松石。
而虎形鋬象牙杯，
杯身呈筒状，
亦通体雕刻饕餮纹、鸟纹和夔纹，
并衬以雷纹地，
上下两层雕刻。
它的敞流处侈，
鋬上则雕虎纹。
尽管商代的青铜器纹饰和牙雕器纹饰多有雷同，
但若仔细对比，
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牙雕器上的神兽，
一般都不张口，
口下也没有人的形象。
因此，
完全可以理解这是商人用以避邪求吉的神兽纹样。
商代盛行饕餮、虎、夔龙纹饰的牙雕，
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样一来，
纹饰不仅仅是殷人审美意识的表现，
也是他们生活愿望的折射，
注入了人文意义。

　在赞叹古人艺术创造力之余我们不妨作如是推测：商代一定有了专门制作象牙雕刻的人员。
因为如此复杂而细致的工艺，
不是专业技术人员是很难胜任的。
这一推测也得到考古发掘成果的证实。
在河南郑州紫荆山及殷墟小屯北辛庄等地的商代遗址中，
都发现有商代制作牙骨的作坊，
里面不仅有很多牙、骨器，
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半成品和示经加工的牙料和骨料。
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制牙骨器用的砺石和青铜质雕刻工具等，
这些工具能对牙骨进行更为细致的加工，
是创造出更具艺术风采的牙骨雕佳作的前提条件。

　　商代的牙雕和骨雕之间，
两者工艺上没有明显的区分。
商代手工作坊遗址中存在的骨料和牙料堆放在一起的情况，
说明两者是在同一作坊制作的，
牙雕和骨雕互相影响、渗透，
艺术风格和题材亦有颇多相同之处。
商代骨雕品种极多，
除了骨雕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之处，
还有许多装饰品和艺术品，
是中国古代骨雕黄金时代，
即使是生活用品，
亦带艺术性，
如小刻刀、勺、梳、发笄等在其柄端或器身刻有各种花纹，
甚至把它雕成动物造型。
再往前上溯到新石器时代，
我们惊奇地发现，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象牙筒与同出的骨雕筒，
亦有相似者。
在牙雕的早期发展阶段，
牙雕与骨雕形影不离，
如胶似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像一对姊妹艺术，
互相影响渗透。
只是到了后来，
象牙雕刻才脱颖而出，
远远超出骨雕而独立发展。

　　当然，
商代牙雕盛行还有赖地它的制作材料比较丰足。
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象”字，
并有捕获大象的记录。
安阳殷越还曾发现商代的象骨。
这说明四千多年前，
中国江汉平原北部的山林地区有大象类生物出没其间，
约一千年后的商代，
这种生物仍然存在。
商代之所以盛行象牙雕，
恰恰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生存很多大象群，
有丰足的牙雕原材料。

　　中国的牙雕业发展到西周时，
已从骨雕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它的内部分工比较严谨，
各个作坊大量制作单一品种，
且多以生活器具为主，
尤以牙骨笄为多。
在工艺技巧上，
周代与商代分别不大，
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
部分出土的圆锥形笄，
圆度精确，
弧形规正，
故有人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手摇加工“车床”。
西周牙骨雕的风格与商代不一样，
商代的华丽繁密，
西周牙骨雕则凝厚结实、简朴典重，
它的圆雕器物注重立体感，
浮雕器物层次变化比较复杂。
据《周礼•太宰》记载：周代的手工业被称为“八材”—珠、象、玉、石、金、革、羽，
其中“象”就是象牙雕刻工艺，
象牙雕刻及把象牙加工成器称“磋”。
各个诸候国向周天子进贡时，
象牙就是主要的贡品之一。
鲁国的诗歌就有“准夷”贡“元龟象齿”的记载。
周天子要诸候国进贡象外，
目的也只是为了制作玩赏工艺品。
周代的牙雕主要作为饰品装饰在战车、家具、王室贵族的乘舆以及精美的文房用具上，
象牙饰品上雕刻的纹饰有三角纹、云雷纹、几何纹等，
大都沿袭商代的风格。
西周的牙雕作品遗甚少，
今日所能见到的也属凤毛麟角。
象牙梳作为生活用具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出现，
山东地区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区域。
到了东周时代，
使用牙梳的传统依然存在，
并且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
考古家在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东周墓中，
曾发现一件牙梳；山东莱芜西上崮战国墓中，
亦出土两件牙梳，
其形制和装饰与曲阜鲁国墓中出土的一件相似，
这类梳柄上有鸟纹的牙梳，
很可能是山东地区牙梳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