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所藏数件邓琰隶书之作亦多有可观处。如邓氏书赠“春塘”者的隶书“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七言联便为一例。通篇地看，此联遣笔熟稔， 笔道返秀为朴，结字渐显狭长，较之甲寅秋日自楚归皖的52岁所书“万华盛处松千尺，群鸟喧中鹤一声”七言联，更显厚拙意味，尤以其“顽伯邓石如”落款方式，可知其书于嘉庆改元之后，年龄较前者或许更晚。另同为邓氏隶书七言联的“法因北苑矾鹅绢，体仿西崑擘凤笺”，也是一件出入汉碑的代表之作，笔体劲健、逸畅生动，且变化多端不为常法所囿，此中鲜明的个人风格，尤令人備加推崇。

　　邓石如 七言联《万华盛处松千尺，群鸟喧中鹤一声》

　　历史地看，一代巨匠邓琰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乾嘉以后书坛整整二百年的创作，儘管邓氏一生仅六十三年，但是他的存在意义，却上可洞开唯晋唐为尊的千年大门，下能启发书法新风的立起，可谓功不可没、影响深远。

　　然而客观地讲，邓氏也有他的局限之处。譬如，由于邓琰是一位云游策杖、四海为家的职业书法篆刻家，因而在他的创作中，时而会出现较大的水准差异。同时“以胸中少古人数卷书耳”之因，作品中的庄户俚俗之气在所难免。上述情形的生发，往往还会牵带出他在借鉴民间刻石创作过程中间或出现的有伤大雅的任意增损文字笔画的陋习。

　　在清代中期，活跃着一些在业界颇具声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此中，安徽歙县的巴慰祖和上海嘉定的钱坫便是此中代表人物。

　　巴慰祖（1744—1793）初随当地书画篆刻前辈程邃，是一位富收藏擅书画的篆刻名家。受摹古之风影响，他曾摹刻《顾氏集古印谱》，将其中部分秦汉印集成《四香堂摹印》二卷，几可乱真。在创作上，其刀法、字法和章法皆有独到处。篆刻之外，巴氏书法以隶书为主。尝见他曾有不少临摹汉碑之作，如《华山庙碑》《西狭颂》《曹全碑》等各类风格，或劲健或丰腴或雄阔，具体表现在笔体运用上而尤显其能。

　　巴慰祖于书法一域的临摹，可谓笔体周正、工力精深，唯憾者，所作鲜有个性。

　　“诗入司空廿四品，帖临大令十三行”隶书七言联为存世不多的巴氏墨迹，细观之下似见明代文家父子的书隶遗格。此作虽少个性风貌，然因其适处碑学书法之初始阶段，故而难得。

　　钱坫（1744—1806）也是碑域书法的先驱人物，精于训诂小学。在创作上，通常以篆书为主要表现手法。他的篆书取法李斯、李阳冰，复于青铜鼎文中汲取养料而终成一家之风，此在当时书坛可称特殊一例。洪亮吉《北江诗话》中说：“钱州倅坫工篆书，然自负不凡，尝刻一石章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由此可见其在此域的造诣及作者的自信自赏程度。

　　钱氏所作的确身手不凡。他的能够全面体现“二李”铁线玉箸笔体意味的深厚功力，远胜于一般书家。如钱坫书于下世当年的“架有异书门无俗客，行为世表文作词宗”便为他的典型之作。此间运笔施墨的圆润健拔之状，以及结体布置的安雅有度，皆不愧为一代写手。然而由于嘉庆四年（1799）手疾之碍，他的部分书作也存有把控失当，甚至还生出字态离形以致有气体轻佻之诟。如馆藏作者于此后五年仍以左手所书的那一件“远性风疏佚情云上，清行出俗能干超伦”篆书八言楹帖，便是生动之例。

　　馆藏中有一件钱坫真书之作颇引人注目，书于嘉庆丁未（1787）44岁时，联语为“小学且成金石癖，古文不绝江河流”。笔致内敛厚重，结构沉稳端严，通体间显颜骨柳筋气象。此中，笔调清健的行款与楹帖主体相映成趣，皆具观瞻之美。

　　除篆书一体，在钱氏书法创作的相关文字中，几乎不涉及他的旁种书体，这自然是因为此类作品原本稀少的缘故。

　　浙派印家

　　在邓石如同一时代，出现了一个以丁敬、黄易为首的在我国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印学团体，此中人员因为大都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士，故有“浙江印派”或“西泠八家”之称。

　　除篆刻之外，这些印人大多兼长书法绘画创作，本馆便藏有黄易、蒋仁、奚冈、陈鸿寿和赵之琛的楹联之作。

　　《清史稿》有载：“黄易（1744—1802），字小松，钱塘人。父树穀，以孝闻，工隶书，博通金石。易承先业，于吉金乐石，寝食依之，遂以名家。官山东运河同知，勤于职事。尝得《武班碑》及武梁祠堂石室画像于嘉祥，乃即其地起武氏祠堂，砌石祠内。又出家藏精拓双钩锓木。凡四方好古之士得奇文古刻，皆就易是正，以是所蓄甲于一时。自乾、嘉以来，汉学盛行，群经古训无可蒐辑，则旁及金石，嗜之成癖，亦一时风尚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