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不断发展演进，从前有许多事物不为人所了解，故神话得以寄生，自然科学领域尤为突出，众人有目共睹，不用谈它。至于长期停滞在感性认识阶段的书画鉴定，理应利用当今的各种条件，推向新的台阶，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望气派”解脱出来，乃当前形势所迫，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话又说回来，此项任务极其艰巨，必须群策群力，众擎易举。
问题进入具体考察时，要求越来越细微，认识越来越深化。以时代性和个性为纲，同时联系到流传经过，诸家文献著录、历代鉴藏家的印记和题跋等等，它们都是从事鉴定的辅助资料。这中间有时出现各种作伪手法，兼之鉴藏者的眼力不逮，往往枝节丛生，扑朔迷离，从而导致这样那样与原作无法统一的论点，甚至作出错误判断。
第一，属于文献著录的问题。众所周知，明人的《宝绘录》中所记载的各时代作品，均属伪劣之迹，固不足论。就是为大家所公认有价值的《宣和书谱》，亦难免讹误。如唐人张旭《古诗四帖》，误作者为谢灵运，董其昌出而辨之，始成定案。清人安岐《墨缘汇观》为不少鉴定家所推许，仍不免有失误处。如范宽《雪景寒林甲》，安氏定为真迹。图为绢本，三拼水墨画，近《溪山行旅图》，惟在运笔诸具体描绘上则有出入，尤其树干上署“范宽”款，有乖程式。原作向藏天津张某家，视为拱壁，后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曾在各大报刊上大为宣扬，并彩印大幅发行海内外，影响显著。其所以如此，源于《墨缘汇观》著录所致。事实上，范氏已有《溪山行旅图》真迹传世，可供比较研究，可以认定《雪景寒林图》并非范氏手笔，个别专家以为明人之作，未必允当。观其墨气与绢素，可到南宋晚期。集历代古书画之大成的清内府汇编《石渠宝笈》共为三编，著录作品以万计，由于主持人员水平受局限，可靠性颇成问题，就现存海峡两岸以及国外所收“佚目”作品，真伪混淆。如早为人知的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著录以伪当真，乾隆弘历题咏殆遍，几无下笔之处，而真迹完美无缺，诚乃大幸!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定为次等（赝品），实乃董氏传世代表作之一。元赵孟頫行书《苏轼题王诜（烟江叠嶂图诗）》为赵氏平生少见之大字行书，极为珍贵，著录定为次品，弘历在卷首题“双钩赝作佳者”，是非颠倒，不可原谅。如宋徽宗赵佶《蔡行敕》，误定为太宗赵光义所书；元张渥为杨玛绘《竹西草堂图》，将作者误为赵雍；所有的宋人写经，全部当作唐人；所有《学诗堂》收藏的南宋马和之根据《诗经》绘制的十多卷作品，都作为马氏所画；宋高宗赵构书写诗章，事实上各图之间有优劣，书法个别亦不尽一致，且文中避到孝宗以后名讳。徐邦达先生有文论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姜斐德博士正在研究之中。可以肯定，著录的真实性不可全信。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一一列举，仅举出几家著录、几件作品作为说明，使用各家著录，需要慎重，每件过筛，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公私鉴藏印记的问题。宫廷内府有一定的程式。唐以前以签押代印记，唐以后开始用年号印，但所见稀少，有“弘文之印”等。五代有南唐后主李煜收藏钤“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同印”。政和、宣和则以连珠年号印钤骑缝，前隔水赵佶瘦筋书题，偶在作品前书法用方形，绘画用椭圆印“御书”印，间或用“宣和中秘”、“睿思东阁”印，拖尾钤“内府图书之印”。金章宗完颜璟仿宣和制“明昌”、“群玉中秘”印钤库中藏品，并仿赵佶的瘦筋体书签。南宋每在书画作品后钤“绍兴”连珠印，元代用“天历之宝”、“奎章阁宝”、“都省书画之印”、“文宣阁图书印”及“八思巴文”印钤藏品。明初内府书画统由太监掌管，上钤“广运之宝”（宣、成、弘三朝通用），弘治有“御府图绘之宝”。作品右面编号并钤“稽察司印”半印。宣德以后历朝鲜钤印记，偶尔见之，然非通例，还不能与清代内府数量相比拟。由于乾嘉年间编纂《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各三编，在臣工审定著录过程中，同时加钤印玺，有基本模式，所谓有七玺九玺之分，从中有印记分出作品编人第几编，当时存放何处，释道类所有印记区别之。第三编乃嘉庆颐琰在位时编纂，统人第三编内，增钤“嘉庆御览”一印，将前面《石渠宝笈》初、重编印易为三编，别无更动。
至于私家鉴藏之印，不胜枚举，从前有王季迁先生与人合编印鉴一部，近年又有上海博物馆编印一部（上、下两册），似较完备，可供参考。但亦有遗漏，主要在海峡两岸故宫的大量藏品和国外博物馆收藏重要作品印记未能搜人，美中不足。除去宫廷的印记，私家的比例所占的分量相当可观，此处不可逐一记之，只能将常见的提供参考。唐徐峤有“东海”二字印，其子浩、踌用“会稽”印。窦蒙“窦蒙审定印”，其弟息用名印，李造“陶安”印，张嘉贞用“河东张氏”印……唐代藏印为数有限，在早期作品上偶然一见。北宋苏易简一家四世藏品钤“四代相印”、“许国后裔”、“墨缘”、“武乡之记”等印。米芾有“米芾之印”、“辛卯米芾”、“米芾氏印”，、“米姓秘玩之印”、“米姓翰墨”、“米芾元章”、“平生真赏”、“神品”。南宋驸马杨氏的印记在数方以上，其余如元代郭天锡、赵孟頫、乔篑成、鲜于枢、张晏、虞集、柯九思诸人，多以题跋代之。而元长公主祥哥刺吉所藏，钤“皇姊图书”印记。明初朱元璋第三子朱桐，在藏品上钤“晋府”、“晋国奎章”印；沐英后裔沐璘有“黔宁王印”；华夏有“真赏”、“华夏”、“真赏斋印”；项元汴鉴藏印记为历代诸家之冠，每件藏品上有《千字文》编号，还在重要藏品上钤盖印章达数十方之多，远远超过历代公私藏家。清代梁清标的印记有“梁清标印”、“棠村”、“河北棠村”、“蕉林”、“蕉林书屋”、“苍岩子”、“冶溪渔隐”、“玉立氏印章”、“观其大略”、“家在北潭”、“净心抱冰雪”、“无垢”等；孙承泽有“孙承泽印”、“退翁”、“退谷老人”、“思仁”、“深山闭户”诸印；高士奇有“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高氏岩耕草堂藏书之印”、“江村”、“淡人”、“竹窗”、“萧兀斋”、“蔬香园”、“生香乐意”、“简静斋”、“嗅香斋”等；卞令之有“卞令之氏”、“卞令之鉴定”、“仙客”、“令之清玩”、“式古堂书画记”、“式古堂”、“式古堂雅玩记”等；安岐有“安岐之印”、“仪周之印”、“安仪周家藏”、“朝鲜人”、“朝鲜安岐珍藏”、“安氏仪周图书之章”、“翰墨林”、“无恙”、“心赏”、“古香书屋”、“思源堂”、“御题图书府”等。还有不少鉴藏家的印记，未便逐一列举，所有印记作为辅助资料是必要的。但不能靠它们作为决定作品的绝对真赝的依据。更不必说以假印记混入，不可不辨，值得审慎。据闻项子京全套藏印流传下来，在琉璃厂某古董商之手。再今日照相，通过印刷制版术可以丝毫不差地翻出，手段优于畴昔。必需注意到使用的印泥问题，每个时代有所不同，唐代以水或蜜调朱砂钤印，直到元代后期改用蓖麻油调治，故效果判然，可作断代依据。再印泥有精粗之别，如清初耿兴公、梁清标、高士奇诸家藏印的印油特精，作假困难。
第三，作品的题跋问题。这与著录、印记同属辅助材料，有误题的，有掉换的，有作伪的等等。误题又可分为题者本人认识出现偏差，如金章宗完颜璟误题宋徽宗赵佶摹《张萱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实非“天水”（赵佶）之笔，乃画院高手所摹。传为李公麟《九歌图》，后有南宋洪勋等人题跋认定，但画风不属李氏，是南宋人作品；明人黎民表引首，高士奇题《马麟荷香清夏图》误为马远；误题《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为李公麟。梁清标在《唐宋元集绘册》中，误题尤多，如将《峻岭溪桥图》定为唐人郑虔，《玉楼春思图》作王诜，《仙山楼阁图》作赵伯驹，《溪山行旅图》作郭熙，将《江亭揽胜图》原有名款朱怀瑾而改作张训礼。所谓米芾《云山图》画伪，而董其昌题真；李嵩《海屋天寿图》，明莫是龙题真，画伪；赵孟頫《篆书千文》，大德元年款，高士奇题签，乾隆弘历重题引首，俱真，拖尾明人陈沂跋与赵氏篆书则属旧仿。米芾《天马赋》后有孙承泽、王铎两题皆真，但作品为钩填。文徵明《平庐草堂图》后明人文嘉、文肇祉、王穉登、张献翼题均真，画有问题。元任仁发《饮马图》后姚公绶跋真，画旧伪。李公麟《明皇击球图》，拖尾明初传著，吴乾及董其昌跋均真，画属南宋人笔。黄公望《砂碛图》拖尾姚广孝、魏骥、袁忠彻、徐守和、项子京等题俱真，画旧伪。以上列出一系列有关题记，初步可认为出于误题，原因是占有资料不足，或受习惯所囿，凡把白描作品一律当成是李公麟所绘。恰如米芾《画史》所云：“世俗见马即命为曹（霸）韩（干）韦（偃）、见牛即命名为韩混、戴嵩……”正是此意。其中题记本来为真迹作品而题，后来原本被人换掉，易以劣品，一分为二，以混淆视觉。还有就是明知原作不真，受画商或友人情托，不得已而题之，这些情况不可能避免。因此说，真题记可以起到判定真赝的作用，同著录、印记性质一样，只能是起相对的作用。所以，书画鉴定有个主从之别，主者为作品本身，从者乃辅助材料，对鉴定者本人至关重要。
所说的辅助材料，还有不少，如绢素、纸张、装裱诸端，都在鉴定者研究考虑之内。这里，从正面提出更为直接有关的几个方面，略加阐述，俾窥梗概。至于作伪的若干问题，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非三言两语可能说清，它已形成鉴定工作的反面体系。目前，客观上要求文物界在这门学科上着力，把它做一番总结，庶几有轨迹可寻，而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希望在本世纪内通过各方努力，能完成划时代的工程，不胜祈祷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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