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艳丽

　　书画作伪的手段古已有之，且前人之述备矣。但如今的藏家仍会一次次中了作伪者恶意的圈套。正如资深藏家蒋文进的告诫：“藏家们上当受骗并非真的毫无书画鉴定知识，而是当貌似天大的‘漏儿’摆在面前时，原本的判断力丧失殆尽，轻而易举地‘束手就擒’了”。此言正中时弊：想辨伪，首先就要从心态上摆正态度，捡漏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

　　就古画而言，“仿”的不一定没有价值，要看是什么时代仿的、谁仿的、仿的是谁等情况而定。

　　就古代书画仿作的艺术价值而言，通常可以按照由高到低分为五种：

　　一。代笔——多出自名家的学生、子女等。如文徵明书法的代笔多是文彭、文嘉、周天球；绘画代笔多是钱榖、居节、朱朗。董其昌绘画的代笔多是赵左、沈士充、僧珂雪等；书法多是吴易。吴昌硕的代笔多是王震、赵云壑等。当然，代笔的情况又分很多种，有署名者参与绘画的、有代笔人画好后再由名家添款的等等。

　　二。换款——如将明代浙派或院体画原作者的名款、印章挖掉换成宋代某大家的作品，这种画作本身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再如明代曾有人将周臣的款换成唐寅的款，其实周臣是唐寅的老师，其绘画也具有很高的水准。

　　三。仿品——这种形式又分为仿有作品存世的画家和无作品存世的画家。后者主要指张僧繇、陆探微等只在画史上记载有作品传世，作伪者便依据书中内容场景依样造之。

　　四。摹品——此处所论“摹品”不包括诸如唐代所谓“响拓”的作品(如唐摹《万岁通天帖》、神龙本《兰亭序》)，而专指“苏州片”那种有固定底本，依样画瓢式的复制下来，最常见的是对仇英作品和《清明上河图》等题材的复制。相对于仿品，摹品更为机械，得形易而得神难。

　　五。印刷品——随着珂罗版、木板水印和宣纸印刷等新技术的产生，这种东西只能称其为工艺品而非艺术品。虽然鉴别方法简单，但在光线暗淡的场所还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当然，市面上还充斥着大量的诸如“苏州片”、“扬州片”、“河南造(也叫开封货)”、“湖南造”、“广东造”、“北京后门造”等等画作，这些伪作虽然数量庞大，但已形成固定的流水线作业，工艺相对固定，造假对象也相对固定，而且品质低劣，只要藏家不要被表面的做旧效果所迷惑，明眼人一看便知真伪。

　　就近现代书画作品而言，鉴定难度相对较大，首先，近现代画家作品写意性更强，非专业人员对于所谓“气韵”、“笔意”的理解还相对模糊，并且风格多样，作品存世量大，正如著名鉴定家吕立新所推测：齐白石作品存世量在5万件左右，黄宾虹作品约1万件左右，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含素描)的作品各有2000件左右，潘天寿作品为800件左右，陈少梅的作品也有400件左右，这些数字在传世的古代画家中是很难想象的。

　　一个浙江朋友对笔者透露，在浙江，仿造陆俨少的假画早已形成团队配合，有专门仿韩天衡、石开风格刻陆老自用印的；有专门题字的；有专门上色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作伪者的作品都可以卖到5000元一平尺。

　　当然，作伪者的手段无外乎照原作依样克隆；对原作进行移花接木，简单改动、东拼西凑；甚至生硬编造等手段。对初入行者最具有迷惑性的就是名人题跋、名人鉴藏印、著录作伪、家属证明以及各种名目的“名人证书”等等。这些原本作为辅助性的手段现在俨然一跃成为鉴定书画的定音锤了。

　　简而言之，鉴定书画还是应从绘画本体来考量，我们不妨引用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加以评判：

　　“气韵生动”——尽量对照名家的代表作去体会目标藏品的气息是否接近；

　　“骨法用笔”——笔墨的质量是决定中国画气韵生成的前提；

　　“应物象形”——造型艺术的根本在于形象的美感，无论是何种题材；

　　“经营位置”——通俗地讲，就是构图的安排是否行之有效地为画者追求的意境所服务；

　　“随类赋彩”——作品的颜色使用无论浓与淡是否雅致而无燥气；

　　“传移模写”——就是从一个侧面看出画者的技法是否根植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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