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宁集篆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州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馆藏伊氏“清光宜对竹，闲雅胜闻琴”隶书五言联，为作者46岁所书。通篇古泽娴雅、端庄堂皇，又因迥异时风、别开生面而令人耳目一新。最令人称道者，为其笔体间虽少见起伏且时显对称的字态，然这一通常为人们所忌讳的书写方式，却无碍于作者审美的明确表达。有言道，伊秉绶隶书全从篆书中来，而此一被称作篆籀笔法的运笔之能，在伊氏腕肘之下可谓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颖毫所运缓而无滞状，以及线条粗细几近律一的情形，在其晚年作品中表现得愈发明显。伊氏在世共六十二年，如书于其60岁时的
“希文天下为己任，君实每事对人言”隶书八言联，当可视作突出一例。
伊秉绶 隶书七言联《希文天下为己任 君实每事对人言》
伊氏同时为刘墉弟子，信其在获得乃师真传时，更多地会受刘墉所擅长的“裹锋”一法的启发，并适度地运用于自己的隶书创作之中。
隶书之外，伊秉绶书法亦以行书一类为表现主调。近人李宣龚尝云：“汀州书法出入秦汉，微特所作篆隶有独到之处，即其行楷虽发源于山阴平原，而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气亦复盎然纸上。”
此前的杨守敬也说“墨卿分书根柢汉人，行书学李西涯”。
伊秉绶 七言联 《旧书不厌百回读，杯酒今应一笑开》
上款为“山民”的“旧书不厌百回读，杯酒今应一笑开”七言联，为伊氏54岁的书作。虽曰行书，然内中楷、行、草三种类别间以篆书个别结体展现于一纸之内。此般书体合成，通常为写家意欲为之而不敢为，然在伊氏笔下，却顿见醇静雅致，别有洞天。馆藏另一件“书有千年对，门容二仲过”行书五言联，为伊秉绶自称书临董其昌之楹帖墨迹并赠“心原”者，彼时正作者去世当年。如与八年前相比，唯见大体仿佛之下，笔体更显回还从容，且丝毫未露孱弱之气，通篇气息依然若殿僧入定、慧珠在握一般。
元代以降，无论朝野皆推赞赵孟頫笔体，而伊秉绶不喜赵体偏好明代书家李东阳，或可称之为普遍现象下的特例。究其原因，始知“西涯公真行草书皆自古篆中来，晋以下特兼取而时出之耳”，由此可见，李氏书作中的此番入古之态，正是伊秉绶分外在意并着力汲取的。
正由于对各类书体的熟稔之因和作者的颖毫施布之长，表现在伊秉绶具体作品中的诸种文字样式，自然会全无怒张蹈厉之态地浑为一体，且时显黄钟大吕吞吐九荒的堂皇气象。
尤值得一说的是，几乎在伊氏的所有书作上，人们都能睹得其不趋时尚的署款类式，此中每每映现的具有唱和之美的布置入妙，最令人叹服。在署款上，伊氏独擅其能地时而行楷时而篆隶，间或避让间或穿插，犹径行阡陌地与联帖主体既经纬有别又合而无隙，更犹云蒸霞蔚式的五色斑斓。这一行款手段，即便在整个清代也鲜见其匹。
要之，伊秉绶在兼善楷隶别具金石意味创作过程中，除了大体借鉴与裹锋相类的篆籀笔法之外，在题款一域，还不时显现其当初体验晋唐中锋用笔和得力于颜真卿的显著痕迹。这个现象的产生，必然会使伊氏之作在总体风格上更趋丰富多彩、精秀古媚。
何绍基（1799—1873），世传以入手颜真卿而自成一家之风并名重于时。他对颜氏的研习和临摹用功至深。古往今来所谓临摹古人者，往往不囿于一派一家，如何绍基便是一例。事实上，他在专习颜鲁公时，受碑学风气影响，此前已遍览汉碑和北碑之妙。所以，日后人们睹得的大量何氏之作，实际上已是他取法多方的结果。何氏摹古以至移貌取神之境，乍见其走笔结体似逸笔疏疏未甚经意，其实最得书道要诣。已具自家特征的何绍基此路书风，后人随其步履者颇多。何氏晚年实践篆隶二体，并主张将此中笔意融入行楷书创作。
何绍基 行书七言联 《绛树实多分紫鹿 丹沙泉暖种红鱼》
“山木洪涛皆篆隶，星心月脇尽文章”
七言联，为何氏具有典型中期特征的行书之作。但见提按转折挥洒自如之间，犹显颜体回腕运锋的本家面貌。其实，何氏行草书亦从颜真卿来，《争座位》《祭侄稿》一度为他的日课。此从馆藏另一件
“小筑三楹看浅碧垣墙淡红池沼，相逢一笑有袖中诗本襟上酒痕”
十三言长联中，便可窥其行径，探其胎骨所在，但见笔意老到自然，趣味醇厚率真。然其极意北碑之岁月留痕，竟不复寻见。
何绍基十三言联《小筑三楹看浅碧垣墙淡红池沼，相逢一笑有袖中诗本襟上酒痕》
何绍基学问广博，本通经诗之学，然于书学一道浸淫最深，至晚尤甚。因碑域书风所致，何氏的篆隶书创作倾向大多发生在他的中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