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戊午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归乡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
何绍基于汉碑的切身体验实践和累累积淀之况由此可见。
馆藏“讲道毓德立诚垂范，研书赏礼敷文奏怀”
隶书八言联，为何氏73岁所书。作者暮年广集汉隶之精华，笔道浑穆敦厚、力遒墨重，结字自然超迈、变化多端。观其通幅之间，但见不落习常的疏密结构和任笔而发的一波三折之妙，尤具奇趣。看来，此书多得于《礼器》《张迁》两碑方严整肃的结体特征，通体苍茫之下的新韵叠出，尤为当时写家所望之项背。然何氏一生，终因受颜书回腕运笔的习惯影响而成积习难返之态，反却使其笔体更近沉秀华美冠裳佩玉的《乙瑛》碑和整饬中富寓变化的《华山庙》碑式。
何绍基 行书七言联《吟梅添得诗多少 爱菊何论酒有无》
何绍基的篆书创作，主体仿效秦代斯篆泰山刻石中的单一风格。这一书体的最大特征，便是表现在用笔上的流美圆健和结体上的整饬匀正。从何氏作品生涩不畅的用笔方式看，可知他于此域并没下过许多功夫。由于行将衰迈，精力有限，准度渐失，往昔洋溢于笔端的时而可见的别样气息显然日见消褪。通体唯可观者，为其相辅于楹帖正文的款署之合。此“春风淮月动清鉴，绛阙天都想盛容”篆书七言联便为一例。
吴、赵正脉在中国印章史上，清代后期的吴熙载和赵之谦，是继邓琰之后堪称开家立派的印坛大家。以篆刻一域论，吴、赵名享大江南北并称一流，自是天地不朽；同时，他们也是卓有建树和影响深远的两位书坛名家。然而极为相像的是，无论在印章上还是书法方面，赵之谦与吴熙载的创作途径和表现方式，几乎都与邓琰有关。
吴熙载 隶书七言联 《声无细闻虽远犹近 劳而不伐有实若虚》
从年龄上讲，吴熙载（1799—1870）要比赵之谦早生三十年，但在创作上却是相知同道。吴氏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同时在艺术传系上，又是邓琰的再传弟子。他的印章创作完全承继邓氏风格并有所发展。尤其可贵的是，吴氏在乃师创导的“印从书出”印学观念上，潜心所创自出机抒，且每每舒蕊展叶、绽发新枝。其所作篆隶及真书，早岁酷似邓家样，可谓亦步亦趋、几无二致。中年后以篆隶书为主，风格渐趋舒缓平和、老到自然。行草书一类，则完全效法包世臣在用笔上以侧锋取势，而致颖毫盘绕、字态别出的所谓“裹锋”一路，在具体创作方式上，似比包氏路数略见改观。
吴熙载的书法创作，或许相让于他的自具风貌的篆刻一道。然而积淀日久的深厚书写功力，却可佐证吴氏全面实践邓琰书法理念的所有表现特征。
跟邓石如颇为相像的是，篆隶书体亦为吴熙载所擅长。上博所藏上款分别为“星九”“伟堂”的两件吴氏七言篆书楹联，应为其壮年之作。在笔体上，前者见圆后者呈方，大体安雅匀健、婉约流畅，与其篆刻风仪可谓异曲同工。饶有意味的是，馆藏尚有一件作者号称背临完白山人真书一式的八言楹帖，此或为吴氏为数不多的楷书书作之一。从时间上看，兼擅四体书法的邓石如，当是北魏书体的最初体验者，这个现象，人们可以从业已见刊的潘伯鹰旧藏《赠也园楷书册》和故宮博物院所藏《沧海日楷书长联》等中读得邓氏不同时期的真书作品。从笔体运用看，未落年款的《赠也园楷书册》在结字上明显迟疑生涩之态，且尚未脱去篆隶用笔多使转少提按的习惯手法，可知其为早年之作。而作于嘉庆元年的《沧海日楷书长联》虽用笔爽健痛快，然略带燥厉尖刻之弊。比较之下，今由无锡博物院收藏的邓氏书于嘉庆己未时年57岁的《赠肯园四体书册》却大见改观于前。此间，除了功力积增，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作者识见的不断提升。
从通篇气息以及笔体特点看，此吴氏楷书“春辉秋明海澂岳静，准平绳直规圜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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