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1844-1927)石鼓文七言联

    书法，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可谓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与之媲美的。书圣王羲之的名字，可能比画圣吴道子的名字要响亮得多。然而，在历来的书画市场中，它却始终处于位高价卑的尴尬处境。相比较而言，中国画，好像总是以其“赏心悦目”的“形象”撩拨着收藏者和投资者的出手欲，甚至就连“不起眼”的印章艺术——虽然收藏者十有八九不解其堂奥，却因其系田黄、鸡血、封门青等“质地”因素，在一定的市场角逐中竟也与国画作品平分秋色。

    近十年来的市场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古代名家书法名迹才会偶尔露峥嵘，尤其是在去年秋季，成绩最为辉煌，如：张怿伯手稿《镇江沦陷记》在匡时以1198万元成交，董其昌的手卷《草书杜甫诗》以1232万元在北京荣宝2007年秋拍成交，王铎的《草书诗卷》在西泠印社2007秋拍中以1691.2万元成交，成为西泠印社拍卖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并同时成为2007年国内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书法作品。而现代书法家(多半是书画兼长的画家)基本已经谢世，如郭沫若、弘一、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溥儒、沈增植、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启功等人的作品，价格指数一般都维持在数十万元之内，其中又多半在数万元及至数千元之间振荡。当代书法，虽时有“佳绩”，然皆因人为因素甚至不乏自我炒作之嫌。因之，书法这一高雅得不能再高雅的艺术就这样在书画市场里不得已的扮演着别别扭扭的角色。

　王铎(1592-1652)草书

    “佳书不如孬画”潜意识不可低估

    “佳书不如孬画”的潜意识在艺拍市场的作用力不可低估。所谓“佳书不如孬画”，在人们的欣赏意识里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这是人们对书法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有待提高”，过分地“埋怨”收藏者的收藏意识和收藏品位，可能对激活人们在偏爱国画的同时重新认识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死结”会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适得其反的负面作用。

    如果拿林散之、启功二位先生为例，他们都是以其书名享天下，虽然他们的书作为收藏家所青睐、所追捧，然在人们的收藏意识里，如果面对他们的画作可能会义无反顾地加大筹码去收藏，甚至在收藏家的潜在心理上，与其花钱投资其书，不如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价位收藏其画，这是无可厚非的。终究画作的艺术元素符号较之书作的元素符号更能撩拨各阶层人的审美感悟。尽管这与我们在梳理书画篆刻艺术史时“得出”的百年之内可能会出现百余位可以享大名的画家，不见得有数位能经得起“死亡淘汰法”淘汰的书法家的“结论”相违背，但是，人们“重画轻书”的收藏和投资意识是难以改变的。

    也正因为市场因素和人们的“重画轻书”的潜意识作用，很多原先以书、印名享天下的书法篆刻家也拿起了画笔，继而又享有画名，如韩天衡、王镛等。

    这，不足为怪。历史上的吴攘之、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诸先贤，又有哪一位不是以其雄厚的书法、篆刻艺术的修养构筑了他们后来杰出的绘画艺术的审美体系？又有谁能强求收藏家对以上书画篆刻俱能、皆精的书画篆刻家的书、画、印作品作等价收藏？

    诚然，书法，作为一种承传千余年的国粹艺术，它的内涵和意蕴自古以来并没有失去其应有的欣赏者，“高处不胜寒”的特殊位置，又使得它自始至终没能像绘画那样拥有广泛的受众。就像国粹京剧，其唱、练、做、打，一招一式无不功深百练、奥妙无穷，但它的自发的“票房指数”较之其他演艺形式却相形见拙得多。对此，我们能说我们的观众没有艺术品欣赏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