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鉴定仅仅是科技吗

    欧阳启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高科技是在总结传统专家。

    中国书画至少2000年的传统，古人的东西今天如何传承，并更进一步发展，科技能否为艺术市场服务，这些是我们做项目时面临的课题。而我们提出的原则是传统鉴定为主，科技鉴定为辅。因为我们认为，中国书画鉴定是依靠专家的，而专家的论证实质上是科学的，因此我们最初的设想就是想论证专家的鉴定是科学的。我们从纸张、墨迹、印章等用激光等科技手段进行了很多次实验，这些实验最终取得了成果，获得了很高的学术评价，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与物理系合作，将科技鉴定从手段上再进一步，最终适应书画市场要求，实现以高校的科研优势服务市场。

    刘人岛（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法规出台前要有人牵头做事儿。

    真伪是困扰中国书画市场的大问题，也可以说，书画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保真。现在的主要损失都在藏家身上，严重打击了藏家的积极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还是有关法规早一点完善。

    法规的作用首先是有威慑性，现在艺术市场在利益面前不讲诚信，再碰上个厚道的像当代的启功先生、古代的文征明，还对假货很宽容，让收藏者很头疼。既然诚信没有，那就靠法规，靠威摄力。法规的第二个作用是对市场各方的权益保障，艺术市场包括画家、藏家、商家等，大家的权益都需保障，不能只损失藏家。

    而在法规出台之前，要有人牵头做一些前期的事情，这个头谁来出？我们现在国家的文化部科技研究所与高校联合来做这件事，应该说是及时的。国外的拍卖公司往往发现问题可以退，中国书画之所以在市场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没有系统的目鉴与科技结合的体系支持，现在开始了这个尝试，这是个好的开头，这条路不走不行。

    解永金（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建立数据库的实质是建立标准。

    当代书画家现在被仿制冲击得很厉害。因为拍假画的问题，我们院有的画家找到我，说这个市场能不能给规范一下。怎么规范？没有标准就不好规范。现在引入高科技，结果是建立数据库，这个工作是正确的，因为鉴定与任何判断都是比较。比如，一幅清代书画作品不知道是不是真人真迹，一位鉴定家是怎么判断的呢？一般就是看熟练程度，笔法是否到位，是否有犹豫，这是凭经验，不是靠标准。而涉及到数据库就是为鉴定提供了一个标准。再比如说，当代画家作品在几百年后也面临后人鉴定的问题，他们依据什么？我们利用数据库就给后人提供了一个标准，而一旦建立了这个标准，事情就会好办了。

    目鉴与高科技鉴定谁更高

    杨 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通力合作，而非个人出头。

    现在书画鉴定的模糊性表现得很明显，模棱两可，经验鉴定的尺子，有的长，有的短，有的人看得紧，有的人看得松。为什么松？不松没生意啊。结果真伪问题就混乱了，搞得专家不专家，权威不权威。20年前，我就提出将自然科学应用于艺术的依托物，如纸张等。现在科技的进入是一种进步，也让人高兴。

    书画是精神的东西，完全靠物质来鉴定怎么也显得不那么顺畅，因此这回提出以经验鉴定为主是正确的，但是精神的东西也需要找个裁判员，因为如果仅仅作为精神，那到了法院，精神的架是打不完的，需要物质帮助那么一下子。比如纸张的老化程度，颜色变化，肉眼看不见的都可以依靠科技的力量。当然这里边也会有问题，比如一幅宋代的画，是真迹还是当时仿的，可能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主要靠传统经验判断，而科技能够做到断代就已经是解决大问题了。

    中国书画鉴定进入到了一个很困难的时期，需要各方的通力合作，现在是机构不作为，缺少权威，一些鉴定人员还有一点怕，而科技进步不是个人出头的问题，而是书画发展的整体问题。

    张鹏翔（昆明理工大学教授）：科技完全可以更深入。

    文化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一个大方向。首先我要提醒一点，高科技对于真伪很重要，但也是一把双刃剑。现在宝玉石使用高科技作伪，就给鉴定带来了麻烦。因此还是首先希望从国家层面来规划，系统地解决问题。

    就实际应用来说，我们从瓷器鉴定的科技应用情况看，陶瓷的断代从道理很简单——新烧好的瓷器很完美，时间长了就会发生变化，用热释光照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实际断代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作伪者研究技术方法，利用仪器的弱点，很多人就此认为，用科技的方式解决不了鉴定的问题。其实恰恰相反，这主要是没有人去进一步去深入研究，技术需要不断研究去推动不断进步的。

    从瓷器的经验看中国书画，我觉得可以避免单一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而利用几种手段去研究。科技的进步使得微量元素的东西可以测，像打印合同的修改鉴定，通过微分到纳米大小的墨迹扩散分析就可以解决，这个分辨率对于断代、防伪的使用提供了很充分的技术支持。

    杨臣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目鉴与科技有相互依赖性。

    目鉴方法是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著述，其中有数据，也包括看大量真迹，这是脑子里的数据和档案库，然后鉴定者从一幅画的笔墨、结构以及多少种变化等分析，真假东西大都可以定论，有分歧的是少数。但是，目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般来说，目鉴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要考据，考据如果解决不了，那就要用科学，科学如果也达不到就要靠科学的发展。这个逻辑关系是清楚的，也就是说，现在有了高科技鉴定，下面的问题就是科技如何逐渐深入的问题。

    实际上，目鉴也希望有科学的方法协助定案，科技鉴定可以解决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传统鉴定对于个人风格、时代风格、材料等都要考虑，分歧一直存在，有些问题会争得不可开交。比如前些年的《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两位老先生争得互不相让，最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20多个专家判断，题跋是移上去的，认为是假的，实际上像这样的分歧，目鉴不认可，用科学一下子就解决了。现在国家投资来研究这个课题，非常有必要。

    科学鉴定面临怎样考验

    聂崇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科技鉴定也面临难题。

    经验为主，科技为辅，这个思路很好，我赞成，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比例构成还会逐步调整。

    不过，这个事做起来会有很多细节，需要大大丰富，甚至需要突破。比如说，数据库的数据采集，博物馆的东西能不能采集？像故宫的东西很多，你能不能采集到手？台湾有很多的东西，怎么采集？数据库要从源头采集，不能用照片，这个难度很大。再比如，中国传统书画的很多材料采用传统工艺生产，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一种材料可能延续数百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再比如说，同一个画家，他有情绪好的时候，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其书画作品水平是有差异的。这就不能完全依赖高科技。还有一个问题，画家不会所有的作品都会进档案库，怎么办？档案库没有就是假的吗？现在市场上已经存在的一些科技鉴定方式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另外，过去丰富的经验鉴定留下了很丰富的内容，一些著述当中有着大量传统的鉴定成果，这都需要总结。

    甘学军（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世界性难题，拍卖公司很在意。

    我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就觉得阻碍中国书画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真伪辨识。现在艺术品价格飙升，但中国书画市场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所期待的水平，鉴定是个大难题，在国内是个大难题，在世界上也一样。国内当代艺术品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真伪问题，这和国际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在国际上，印象派以后的书画屡次出现高价，而之前的书画作品绝大部分达不到这样的价位，就是因为真伪问题。二次大战以后，世界艺术市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印象派等艺术创作活动的跟踪和数据采集以及全套档案的建立。

    4年前，我们公司征集到一张某印象派大师的画，一位美国的鉴定家为其估价800万元。这个价格如果是真迹的话是不贵的。我们为了鉴定这张画辗转到印象派的故乡法国，花了15万美元的鉴定费。结果经过综合分析，包括对于画布等材料的分析，最终的结论是：不确定。因为不确定，这幅画最后就没法上拍了。

    对于中国书画而言，数据库的应用性，元代以前的画远远逊于明清以后以及近现代，而数据库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西方也一样。我们的思维更喜欢从宏观上去考虑问题，建立一个体系，这个没有问题，但要一点点做，尤其是近现代动辄几千万一张的书画。我想，对于书画市场应用，这个系统工程宋元应以经验为主，近现代就主要靠数据了。

    张忠义（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会秘书长）：市场是希望能尽快做出来。

    围绕中国书画鉴定与真伪的事情，这在收藏界太多了，上千万元交学费的一点也不新鲜。现在的书画鉴定缺少的是权威性，各种鉴定机构雨后春笋地出现，但是比较混乱。所以，我们会期待着这样一个国家科技项目，而该项目提出一个原则叫做经验鉴定为主，科技鉴定为辅，我觉得这个提法是比较合适的。

    从古至今，书画作品就是目鉴，混乱是现实，但共识也是现实，书画发展至今，目鉴值得总结，把经验吸收过来。而科技方面，珠宝、瓷器等等都更早地采用了高科技进行研究比较，书画领域还没有哪个机构用高科技来鉴定并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传统鉴定依靠对时代风格、个人风格判断，考据等等，前提就是大量真迹和相关资料，其实也是数据库。现在，最急迫的一件事情是把数据库尽快建立起来。一些无争议的马上就可以采集过来使用，像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比如材质，突破一点就能形成权威性，一突破就是成绩，现在市场的希望是项目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来。（记者 韩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