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艺术报 　文章作者：刘伟冬　居其宏　方　仪　沈义贞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如何在全国球化语境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资源与个性，如何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彰显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伸张自己的文化诉求，以及如何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同时为整个世界文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文艺界亟需研究的关键问题。而有关“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的探讨以及“中国艺术与艺术中国”命题的提出，也正是中国艺术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所谓“国家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已有若干探讨。我们认为，所谓“国家形象”是指以该国的物质要素（包括自然、地理、民族及物质生产等）、精神要素（包括政体、国防、教育、科学、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等）为内在基础，能引起关于一个国家整体想象的特定的具象符号。

    从古到今数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和艺术家在运用舞台艺术、造型艺术、影视艺术等艺术形式塑造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团结的古代中国形象以及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和平发展、团结和谐的现代中国形象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创造天才，涌现大量艺术精品，其成就堪称辉煌。例如《茉莉花》，不但在国内各地广泛流传，而且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用为歌剧《图兰朵》的音乐主题而在世界广为人知，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当前学术界对于国家概念、国家意识、国家形象的呼唤以及艺术作品塑造我国国家形象诸范畴的讨论，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性这一国际语境下提高国家软实力、对内增强全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对外弘扬我国国家形象的现实需要。因此，在当代艺术中从事国家形象的塑造，通过艺术创作，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塑造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国家形象，既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一份光荣崇高的政治责任，更是一项严肃艰苦的艺术创造使命。

    可惜，在艺术生产的实际过程中，却发生了某些值得注意和警惕的不良倾向。正因为这些倾向性问题的存在，不但损害了当代艺术自身，同时也在广大群众和国际社会中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例如：

    标语口号式和概念化倾向，借不同的艺术形式简单地、直白地演绎政治概念，进行干巴巴的、枯燥无味的宣传说教，在许多艺术作品中仍然存在；而理论评论及某些评奖中的“题材决定论”等观念，把粗制滥造的某些平庸之作吹上天，授予各种奖项，则助长、强化了艺术创作中的这种标语口号式倾向；为要求艺术创作对某些政治理念的简单配合，一些地方违反艺术规律瞎指挥的现象也有所抬头。

    自20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崛起之后，在所谓“后现代”思潮的推波助澜下，一股消解崇高、媚俗，将娱乐化、游戏化视为创作的最终、最高目标的风气在创作界弥散开来，譬如，文学界就有人公开声称“不谈爱情”、不读鲁迅了；而在电影、电视剧领域，近年来“戏说”成风，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武则天、康熙、乾隆、雍正、慈禧、包拯等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形象改造。其结果，不仅不能给与观众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正确认识与评价，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津津乐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的同时，整体地回避、遮蔽了一直贯穿于我们民族文化之中的崇高因素；更有甚者，一些编导者或因个人水平低下或为了追求所谓的“商业性”，如在当前的“红色经典改编热”中打起“创新”的旗号，居然对革命历史题材也“戏说”起来，例如《林海雪原》竟然胡编乱造杨子荣与座山雕的女儿谈恋爱，这无疑是对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的亵渎。所有这些，不仅软化了我们的民族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