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2月3日举办的北京保利公司2007秋季拍卖会夜场上，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5天后，《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令人称奇的是，在4年前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牧羊人》仅以187万元成交，短短几年时间就猛涨了将近20倍，创下其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

    画作不断卖出高价，陈丹青却在忙着出书。新书《与陈丹青交谈》(收集了陈丹2001年发表在《艺术世界》杂志上的12篇专栏文章)和《多余的素材》、《纽约琐记》两书修订本先后出版。不久前，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陈丹青的《退步集续编》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年最受欢迎的图书，并成为多家媒体评选的年度十大好书。

    如今的陈丹青，在很多人眼里已不是个画家，而是一个写书的作家。面对读者对其画家身份的质疑，陈丹青说，“我不必向外界证明我是画家。”

    没有教育问题，只有权力问题

    笔者：从清华辞职已有一年，这一年里你都做了什么？

    陈丹青：这一年我被邀请介入朋友的一个文艺项目，要弄到明年。时间搭进去不少。同时还在写写画画，还要编书，编书也花了好多时间。

    笔者：清华大学这些年在重建人文学科，是不是它还没有完成一所综合型大学的准备？

    陈丹青：综合大学的文科都是摆设。增系、增学科，能养很多人，申请不少钱，领导可以向上报：功能齐全了，就是这样。我目睹领导很想办好文科，但不知该怎么办。蔡元培擅自给陈独秀瞎编个学历，又把梁漱溟这样的愣小子请进来，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文科，什么是教育，现在怎么可能。

    笔者：前段时间清华中文系的旷新年在博客上炮轰他们的系主任，后悔自己不应该到清华大学。

    陈丹青：是吗？这种事每个系都有，张鸣炮轰领导，记者问我：“你对这事怎么看？”我说没什么看法，每个办公室门背后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只有几个特别不懂事的家伙会跳出来叫一下，有伤大雅，但绝对无伤大局。旷新年可能当真了，以为叫进去真的让你搞学术。就是个权力布置，布置完了，就可以了，然后别触犯权力，让权力正常运转，大家分摊利益，有饭吃。我谈了半天教育问题，等我离开后，发现我全错了。我不是在谈教育问题，也没有真的教育问题，都是权力问题，根子，是学术行政化。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常回国，也到中央美院代过课，当时的直觉就是——“解放前内行领导内行，解放后外行领导内行，近一二十年以来，外行就是内行，内行就是外行”。我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宁可退回到五六十年代，“外行领导内行 ”。

    笔者：为什么？

    陈丹青：那时的官员，真的是老粗，当兵的，他到业务单位——比方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文史部门——他不懂，他得靠业务人员，也就是现在说的专家学者出成绩，他的人格、身份，始终是“官”，他要贯彻意识形态，有时作风粗暴，遇到非常时期，他参与迫害文艺家，他自己也被迫害，但在相对正常时期，他不管你。现在呢，领导就是你同宿舍同学，他懂，你得顺着他，不然你走着瞧。

    80年代开始提拔业务干部，初衷当然好，吸取历史教训，但演变到现在，很清楚：我宁可外行管我。文人当官，他不再是文人，而是干部，是上级，我们津津乐道什么学者官员之类，主语是“官员”啊。如果这官员人品不正，问题就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残了。这些年所有矛盾起于这一块。权力腐蚀人，他不会因为你是同行就善待你，你刺头？你不服？他细细地整你，名目多得是，我在学院多少老朋友，都跟我诉苦，苦不堪言，大致是“武大郎开店”，这滋味，大家都清楚，都知道。

    笔者：所以教育问题到最后还是一个体制问题。

    陈丹青：我看没有教育问题，只有权力问题。问题是它比赤裸裸的权力还可怕，因为一切是以学术的名义。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聪明、最糟糕的办法，就是学术行政化，行政学术化，有人再添了一句，经典极了，叫做“学术行政化，行政江湖化”。所谓“行政江湖化”，就是权力寻租，眼下每个领域都有权力寻租，不是吗？

    在教育领域，最可怕的莫过这件事。你闹？你想走？你走吧，有的是人要进来，我这摊位归我管；你学术上反，你道德上反，好，慢慢收拾你，收拾的方式很简单，凉快你，一边儿去吧！我倒没遭遇这类窝囊，因为有点年龄资历，又完全没有行政职务的企图，对位子不构成威胁。但周围同事实在憋坏了。我还是选择走。我发现你跟他争，根本没用，你等于在争权力，不是争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