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走之前你试过“争”吗？

    陈丹青：一直在争啊，连连上书，还手写，跑各种办公室。都客气极了，耐心解释，给你递上去，可是完全没结果。我错在自以为争的是学术，争个招生自主，争个考试问题，真的，我全错了，那是权力问题。等我发现，我立刻觉得事情很简单，退出。

    笔者：你要走，他们没有挽留你的意思吗？

    陈丹青：口头上会吧，同事们当然不愿我走，少了个心直口快的傻逼。可我要是个领导，我也讨厌弄个闯祸胚子来，这不添乱嘛！我一点不怀疑当初聘用我的善意，请进来弄弄，出点成绩，有个牌子，结果没想到来了这么个家伙，不懂事，不识趣。这是个例，是我性格的问题。

    推举木心，

    是我个人选择

    笔者：你推崇木心，对他评价很高。但如果把木心和你的文章放一起，编辑更愿意挑你的文章发表。

    陈丹青：你怎么知道？这两年好多记者、编辑说服我向木心先生要稿子，他如果写了什么，媒体一定乐意发表。至于为什么推崇先生，我不想三言两语讲这件事。你看，我几乎没有直接讲过木心先生，而是谈论我们的话语系统、写作套路—— 木心是一个“个人”，“我们”是一整个“系统”。最近我刚收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位学生来信，1984年出生，他说，他们全班读木心先生的书，非常喜欢。

    近年我从年轻人那里经常得到类似的反馈。我发现，凡是我这年龄层的，还有部分60年代出生的读者，十有七八难以接受木心。但是上一辈，或者索性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晚辈，阅读木心比较少偏见，少障碍。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辈完整接受了一种话语教育。几乎一代人的文学观和阅读习惯，被重新塑造，忽然木心先生被介绍进来，难以交融。同时，大家的错觉是木心先生被置入内地的“文学界”，以为我要把木心先生放到圈子里早已确认的价值系统，找个位置。不，我要说，这是错觉。

    我写作，是个人表达，我推举木心先生，也是我个人选择。我很清楚这是冤案，好吧，让它成为冤案。

    笔者：你为此和朱伟反目，你们的争议在哪里？

    陈丹青：我与朱伟彼此不熟，谈不上“反目”，更没有争议。他骂木心先生，我站起来回骂，如此而已。

    今天的文学批评，不能说没有，但严肃而诚实的争论，可以说没有。在木心先生那一面，我想，我们是异端。现在我们要拿这样庞大一整套语言系统去接纳、评价这么单独一个人，不，不是高低好坏的问题，它几乎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但这才有意思，这才是价值。

    笔者：有人说你现在功成名就了，因此要搬出另一个神。

    陈丹青：正好相反，这件事毫无功利。我谢谢许多读者支持我，好几次公开场合，有读者特意谢谢我将木心介绍进来，但此外我挨骂，被嘲笑，我清楚背后与私下的闲话。

    如今我被认为是“成功”的人，在这里，成功的人通常会把别人拨开，只剩自己成功，自己好。可是我做这件事是在告诉大家，瞧，我哪里算是好？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在这儿！“功成名就”、“再搬一座神”，真妙啊，什么思路？什么逻辑？我哪句话说到“神”？他们会把一句话塞到你嘴里，然后污蔑。中国人这套把戏太多了，你做点事情，他就这么猜度你，顺便吐点口水。

    我知道我冒犯了文学圈和批评界。好吧，我冒犯了。就是这样。

    笔者：你委屈吗？

    陈丹青：为什么要委屈？从20多年前刚认识木心先生，向人说起，我就遭遇这一套。当时有点惊讶，现在早过了这个坎。你看，这么多年我沉默，不提起木心先生，直到陈村他们开口，我想，好，可能是对的时候，该谈起木心先生了。我于是讲。

    媒体最开心是看我和朱伟打架。多数媒体没有恶意，对我的推介很重视，善意回应。但我知道异议出现后，有些媒体朋友转念头：丹青怎么回事？有人觉得我骗了他们，真可笑。

    我不要在这份名单里

    笔者：今天，在美术上你还有野心吗？

    陈丹青：有，但不能叫野心。我去纽约后经历很长的低潮，90年代找到新方向，10年间画了大量的画，但是会暂时放一放，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展览。

    接续90年代，本来很多画面可以展开，但回国了，进清华，这个过程中断了，另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出书后不断被媒体要求写稿子，不断被带入新的话题，譬如教育啊、城市建设啊、历史记忆啊，等等。我做事原本没计划的，回来后就被情况带走了，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但我不急于画画，我不觉得需要向外界证明我是画家，向什么群体交代：“看啊，我还在画画！”或者像杜尚说的，好像欠着社会一幅画，不，我没有这些欲望。除非向自己交代：你瞧着绷好的白布，总会想，啊，还有些画面，哪天试试看……在外界看来，这家伙持续在写，在出书。一个人被公共化，就准备一系列误解和揣测，我只对自己负责，我总会说，画画是我的私事，写作不同，它被发表，被传阅。

    笔者：就是说你一直在画，只是不做画展？

    陈丹青：完全业余，数量少了，抽空画几幅。我不想办画展出于别的原因：我受不了与我同辈的同行，他们大多是美术界或学院的官员，权力、声名、钱，还有所谓学术地位，都有了。我收到各种会议和展览的邀请，永远是这份名单，全是我的老师、同学，或者晚辈，享有美术界最高职衔。我想：我不要在这份名单里。我们年轻时，永远是老一辈在舞台上，似乎永远轮不到年轻人，忽然，我发现我的同辈，我自己，也成了前辈、名人，同时眼看多少年轻人像我们当年那样被压着，低眉顺眼地，情况甚至比那时还糟糕，今天的年轻人要混到我们的位置，太难了。所以我不办展览，凡是展览邀请，都不回复。

    我退出清华，也有点退出美术界的意思。我离开太久了，不会想到我是“美术界”的人，我只想回到纽约的状态，就是，很简单，“一个人”，在家画画、写写，说得好听点，就是个人表达。所以你看，2000年我刚回国，清华给我办了个回顾展，此后7年，我只陪别人办过两次展览：一次是当代画家王兴伟，他说陪我办一次展览吧，好；还有一次就是老哥们儿马可鲁、冯良鸿从纽约回来，和他们一块儿办个展览，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