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雕又称立体雕，是艺术在雕件上的整体表现，观赏者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到物体的各个侧面。它要求雕刻者从前、后、左、右、上、中、下全方位进行雕刻。它是寿山石雕最古老、最基本的技法，也是“东门派”的主要技法。
　　寿山石的圆雕始于南北朝。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福州地区陆续发掘出的南北朝时期的殉葬品“人兽俑”等，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原始的寿山石圆雕作品。据相关资料研究分析，圆雕自南北朝以来一直是寿山石雕的主要技法，即使到了清初寿山石雕昌盛时期，雕制人物、动物也仍然以圆雕技法为主，只是这一时期的圆雕技法和古远的南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作品的艺术水平也是天差地别。享有盛名的杨玉璇、周尚均、魏汝奋、魏开通、董沧门等，虽然雕刻风格各异，却都是圆雕大师，他们的许多圆雕作品也都成为传世之作。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杨玉璇的《僧人卧像》、周尚均的《弥勒》、魏开通的《伏虎罗汉》等十几件寿山石雕作品。以及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和福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杨、周、魏、董的传世之作，都显示了清初寿山石圆雕技艺的高超水准。如魏汝奋的《数珠罗汉》，人体比例准确，坐势自然舒展，神态悠然自得，面额饱满，鼻宽且丰，两眼微闭，两唇微翕，欲言又止，表情异常生动，衣纹用刀十分流畅，富有动感，不论前观还是后看，都显得和谐自然，堪称圆雕杰作。从《数珠罗汉》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石雕艺人已善于利用巧色。他们不仅懂得用石材的有色部分雕刻外披的袈裟，用无色部分雕刻罗汉肌体，有的还在罗汉打坐的蒲团上描花巧填金粉。一代宗师杨玉璇还在罗汉服饰上镶嵌宝石，用以衬托雕像，使之瑰丽多彩。
　　清同治和光绪年间的“东门派”鼻祖林谦培，也是一个圆雕高手。他的圆雕作品多以仙佛人物为题材，风格受杨璇影响，并有明代德化瓷雕高手何朝宗的遗风。造像着重传神，造型颅硕身短，形象比较肥硕，衣纹如行云流水，临风飘荡。“东门派”传人林元珠、郑仁蛟、林友竹等也是圆雕高手。林元珠还在圆雕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物和山水相结合的“立体雕”，用来表现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戏曲情节。郑仁蛟则吸收木雕、牙雕、青石雕的长处，融于寿山石圆雕之中，使其风貌焕然一新。
　　古代的寿山石圆雕作品多是独立的个体，如仙、佛、猪、羊、马等，体积也较小，通常是摆放在案几上的小雕件，或当扇坠、链坠等装饰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寿山石雕的题材不断拓宽，石雕技法也不断丰富发展，在圆雕技法的基础上，出现镂雕、链雕。在表现内容上，也由独立的个体发展到人物、动物和山水等相结合的大型群雕，这就使得圆雕从技法到作品内容都更加丰富和完善。同一件圆雕作品，往往是圆雕、镂雕、链雕等多种技法融会贯通。如“东门派”大师冯久和雕刻的《猪崽满圈》，以一群母子猪造型来反映农家生活的兴旺发达；陈敬祥的《求偶鸡》，以群鸡亢奋恣肆的形态和刀法的创新独到，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郭功森的山水雕《武夷风光》，集闽山闽水于咫尺之间，以小见大，意境无穷；林亨云的群鱼雕《海底世界》，无水鱼游，怡然自得，令人浮想联翩；林发述的《三仙醉酒》，似醉非醉，如诗如画；林廷良的《九宝连环章》，环环石链动，九章喜相连；王祖光的《荷花观音》端庄娴静；还有《长征组雕》、《红色闽西组雕》、《井冈山会师》、《更喜岷山千里雪》等等，这些艺术精品都是他们利用大体积的五彩斑斓的高山石创作，在纯熟运用圆雕技法的基础上，融合其它技法完成的，是寿山石雕从造型、题材、技法到巧色利用上的重大突破。
　　由于圆雕作品极富立体感，生动、逼真、传神，所以圆雕对石材的选择要求比较严格，从长宽到厚薄都必须具备与实物相适当的比例，然后雕师们才按比例“打坯”。“打坯”是圆雕中的第一道程序，也是一个重要环节，特别是大型的圆雕作品，还需要先在泥土上“打坯”，待修订完“泥稿”后，再正式在石材上“打坯”。“打坯”的目的是确保雕品的各个部件能符合严格的比例要求，然后再动刀雕刻出生动传神的作品。
　　圆雕一般从前方位“开雕”，同时要求特别注意作品的各个角度和方位的统一、和谐与融合，只有这样，圆雕作品才经得起观赏者全方位的“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