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之行
　　吴作人的艺术成功，因素很多，但师造化得法，深得生活的恩赐，的的确确是重要的原因。
　　吴作人的人生阅历、战争年代的磨难、个人生活的不幸与坎坷，都无形中为他艺术素质的深沉内涵准备了感情基础，而四十年代深入大西北荒漠敦煌的艺术考察和藏区的生活体验，成为其艺术生活的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吴先生西涉大漠，在敦煌、炳灵寺、麦积山等地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意识；漫游青藏高原，在牧区直接领略大西北淳朴人民的民族精神，长达两年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使他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受到民族精神与审美意识的洗礼。古代中国艺术，特别北朝艺术犷放腾动、刚健宏大的气魄；现实生活，特别是牧民生活猛勇、雄健、淳朴的素质，给他的艺术以旺盛的生命力，使他的艺术既接通了传统的源流，又找到了直接的生活源泉，得到了无比丰富的营养源。从而使吴先生的艺术体现了生活修养、精神境界、笔墨情趣的和谐统一。自然比单纯在松竹梅的传统笔墨程式中寻感要高出一筹。吴先生以造化为师深入生活，绝不只是浅层次的理解，他是在“挖深井”，从生活中提取最本质的东西，从物质的现象提取精神层次的东西。深入生活，绝不如同逛市场，满足于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新鲜玩意，满足于撇取一点表面的油水装点自己的画面。如同进食，他不但透过华丽的包装、漂亮的牌子选择酸甜苦辣的特色口味，而且更能直接摄取那些最富有热能与维生素的生命能量。牧区生活，他不是只猎取那些耀眼的服饰与色彩，而是取其雄浑、质朴的素质与苍莽高原的气魄。他不是只从生物学、解剖学的角度研究骆驼、牦牛在雪线地域高寒缺氧生存过程中形成的那种拼搏、刚劲、倔强的勇与力；骆驼在荒漠缺水的环境中形成的坚韧刚毅耐劳的素质。
　　艺术阅历
　　这样吴作人直取生活宝藏中的精粹，得到了最强烈、最本质的生活感受，也就是获得了艺术创造的最基本原动力--艺术真情。
　　同时，吴作人对生活的认识，又不是狭义的，他深知除了直接生活之外，各种间接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前人的艺术创作中间接认识和领会生活的本质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十年代的西北之行，间接的生活借鉴，给吴作人以极大的教益，敦煌艺术的研究、临摹、欣赏，不但大大的开阔了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眼界，丰富了他对祖国艺术的审美情趣、造型、色彩语言的认识，启发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而且通过敦煌早期洞窟壁画犷放、刚烈、挟雷霆御风云的气势与力度，吴作人体会到一种高贵、雄强、勇猛、奋进的四种品格也构成了他的审美追求与创作理想。
　　吴先生后来创作的黑天鹅、牦牛、苍鹰、骆驼不正是这四种审美理想的化身吗？
　　西北之行思想上艺术的收获，给吴作人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使他获得了新颖题材，使他的油画艺术面貌产生了一次飞跃，使他开始尝试以中国水墨画方式抒情达意，使他的艺术创作观念更向中国审美体系回归，更加注意艺术的表现而加强写意性。总之，是生活--大自然母亲的恩赐，蕴育了吴作人艺术的成功！

　　造化天工
　　艺术观念
　　吴作人先生在欧洲留学期间，获得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金奖桂冠荣誉，他的油画达到了当时油画故乡青年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三十年代，他的油画造型精到，色彩浓烈饱满，深得佛拉芒派之精粹。但是，到了四十年代，激荡人心的西北之行后，当他站在西方油画技法的高峰上回顾东方时，发现高度写实油画本身的性能不能满足他的艺术创作理想。
　　“中国画的特点在于意在言外，……写实的油画难于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它很客观地把画家本身的情全盘寄于所要表现的外观。”
　　吴作人四十年代这种对单纯写实倾向不满足，这种向东方艺术情趣回归的倾向，这种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加强主观感情表现的写意要求，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带有时代色彩的普遍趋势。西方艺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大河改道的趋势，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画风的巨变；中国一批画家也掀起现代艺术的思潮，陈师曾对文人画的重新评价、齐白石等功力深厚的画家也要衰年变法；其艺术求变的出发点本质上都是一致的。虽然由于各国各人的状况不同，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其反对旧艺术模式的拘束之初衷都是相同的。
　　艺术的创造是最本质的。吴先生很喜欢“师造化，夺天工”这两句话。把它刻成引首章，常用在自己的画面上。这就是说，吴作人不但承认“外师造化”，不但承认“中得心源”，而且更进一步要求“巧夺天工”，要进行人工的创造。师造化是为了夺天工，“师造化”是夺天工的动力。
　　正是这种强化艺术创造的观念、强化主体意识的观念、突出艺术表现的观念，使吴作人的艺术无论从题材、内容、艺术语言风格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面貌。像三四十年代吴先生的油画给中国美术创作带来“新鲜味”一样，他的水墨画给中国美术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首先，正当一些画家在古老的题材上炒冷饭的时候，吴作人笔下出现了骆驼等古人很少入画，牦牛、熊猫、黑天鹅等前人没有接触的题材，给画坛带来了一股刚劲质朴的新鲜空气。
　　开拓题材
　　在开拓新的艺术题材的同时，吴作人的艺术还拓展了艺术审美的领域，更给沉闷的艺术界带来了勃勃生机。牦牛、骆驼是吴先生中国画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他激动地回忆：“那雪原上成群的奔牦，把寂静的原野，翻腾得去雾迷蒙，使人看了心潮澎湃。奔牦表现出一种牦表现出一种强劲的运动，在它的身上体现着奋勇的豪情。”“高原上的牦牛给我的感受是力的表现。所以我画牦牛并不重在它的具体形态如何，而主要在于表现它的性格、它的强力的体态、迅捷的速度。不必去仔细描摹它的眼睛、犄角怎么长……为的是体现出一种雄强有力的运动，也是一种雄强有力的艺术境界，想使人看了感到有一种推动的力量，从而发生共鸣。”
　　通过这段自述，我们可以看到，吴作人先生之表现牦牛骆驼等大西北高原的动物，不只是表现美，更不是如一般把美理解为“漂亮”的那种美，而是表现“力”，“表现一种雄强有力的艺术境界”。这种在认识上和艺术实践上对于力度的表现与追求，是对审美领域的拓展，对画坛矫饰面貌的一种校正。吴作人把师造化与夺天工相提并论，并突出了夺天工的目的和创造意义，对五六十年代处于困境的中国画坛也是起了矫正与推动作用。
　　他反复强调，“诚恳地对待事物，并不是要作对象的奴隶，通词达理，阐文述意，而不是逐字对译，依样葫芦”。（《谈风景画》P.149）“艺术源于生活，但又不是被动地照抄生活。它是经过了画家加工、提炼了的生活。它经过了画家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再创造，而有‘夺天工’之誉。”（《愿乞画家新意匠》）
　　自然为师
　　吴作人诚恳地以自然为师，又坚决反对作自然的奴隶，总是充满活力地进行艺术创造，有所取舍、夸张、变形、变调、加工、提练。熊猫形象的创造，就是吴作人师造化夺天工艺术观念的具体体现。
　　为了表现一种稚拙的情趣，吴先生大胆舍去那带着血比的小红眼睛的真实刻划，把熊猫概括为黑白分明的色块组合。充分体现着形式美的构成原则，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情趣。这样，从生活到艺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吴先生笔下的熊猫形象，是其创造的一种表现憨厚可爱、稚拙纯朴之美的典型。
　　为了再创造，为了夺天工，吴先生把中国画关于立意和意境的观念，融入自己艺术创造体系。他说：“中国画主立意，‘贵乎思’，重‘气韵’，讲究‘意在笔先’，说明画家之‘心’，之‘意’、之‘思’、之‘气’，常常成为是否能‘夺天工’的关键因素。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谓‘意授于思，言授于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满于海，都说明立意、情思在艺术加工过程中的作用，都说明艺术劳动是一种充满着感情的创造性劳动。”“通过这些画，你可以听到隐于画后的画家的心曲，感到溢于画外画家的激情，也可以体会到画家们在艺术劳动中的甘苦。”（《愿乞画家新意匠》）
　　有一段关于骆驼形象创造的叙述，真切地说明了吴先生的艺术追求与特色：“戈壁滩上的骆驼能够负重致远，不畏艰苦，跟牦牛那样雄强与猛冲不同。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它的造型也很有特点，从头、脖子、驼峰到腿，给人以坚毅厚重的感应。尤其到寒天将临时，它长了新毛，一群群站在沙丘里或是在戈壁滩上行走，使人激动得不禁体验到一种不平凡的力量，在风沙漫天的时候，它会趴下来，头贴在地上成为一个流线型，人就聚在它身躯的保护之下。不管你给它驮上多么重，只要它不至于跪在地上起不来，它就往前走，在漫长的路程上，它自带水和脂肪，有时疲乏极了，就倒下死去。从动物本身来说，这是它的特性；对人说来，能把人带到一个与环境奋斗的境界，一个既是诗，是音乐，又是画的境界”。（《客有问》）抗日战争艰苦年代，吴先生痛失爱妻与稚子，轰炸中住房被烧光，国恨家仇，忧闷中奋发，坎坷中拼搏。在这样的心情中，来到大西北，风沙中，寒风里，成群骆驼负重行进的形象，引起他深刻的感受。是由于吴先生深厚的文学诗词修养，从骆驼负重致远，不畏艰苦的性格里，从骆驼在沙漠中迎风屹立的形象里获得联想与灵感，是由于吴先生颇为深厚的音乐素养，又能从驼队缓慢行进的脚步中体会到节奏之美。总之艺术家吴作人在生活中的感受获得了艺术升华。
　　这时先生的创造思维已经从“眼中之竹”进入了“心中之竹”，骆驼从生活中的“物象”提炼为心中的“意象”。经过吴先生的反复意匠经营，黑白色块的构成，形体的夸张塑造，画面力度节奏的追求，色彩高度提纯后的调子，总之经过形式美的过滤与创造，意境美的凝炼与抒发，气质美的醇化升华，吴作人的艺术进入“心中之竹”。成为一种既是诗，是音乐，又是画的艺术境界。
　　追求自然
　　吴先生师造化、夺天工，力图融诗书画乐于一体，追求自然美、形式美、意境美、气质美。在现实主义艺术体系内最大限度的发挥艺术家主体的创造意识，把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结合起来。从而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审美情趣，融合了现代与传统艺术的追求。在具象艺术语系抒发得淋漓尽致，出类拔萃。
　　早在四十年代，吴先生就曾预言：“在作风与内容上谋新出路的时代，正是要尽量吸收外来影响来创造自己，而这种接受外来影响建立新生命新形式的观念，因敦煌古壁画的启示而更确信。”（《中国画在明日》）
　　自从那时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吴作人先生当年“不断在找，不断吸收，不断在试验”的“新的面目”终于逐渐显现了。这种融汇东西古今百创造的新面目，逐渐为现代的中国接受、欣赏，也已经为西方人士所认可和赞扬。一九八五年法国政府文化部授予吴作人“艺术文学最高勋章”。一九八八年曾在三十年代荣获过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金质奖章及桂冠荣誉的吴作人，又获比利时国王授予“王冠级荣誉勋章”。
　　比利时大使致词说：
　　“您是在学习研究并精熟地掌握了西方绘画的形神及技法之后，返回到您的根基--中国绘画上来。我和您的朋友都认为，早就名声显赫的您，是在重新返回您的根基作中国画之后，声望与日俱增。您被赞誉为最优秀、最伟大、最杰出的大师。”
　　吴作人先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东西寻找，上下求索近七十年，经历了“有变化、有忧郁、有悲欢、有煎熬、有进发的艺术路”，经过螺旋式上升“重返根基”，终于巧夺天工，攀上了艺术的高峰，为发展中国现代的美术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吴作人的艺术发展符合历史的必由之路。
　　吴作人的艺术道路可以给人们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