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市场：星火燎原三十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文章作者：佚名
1979：艺术市场的“星星之火”
1979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新职业：北京人管它叫“提楼”。这是一些广州的商人，他们最先看到香港同胞收藏古董、书画的繁荣景象，于是从广州赶到北京、江浙一带及湖南等地搜索古董，再转卖给港台商人。
虽然经过十年“文革”，艺术市场百废待兴。但有幸的是，农村的古董资源依然丰富得超出想象。祖传的、出土的，甚至一些家庭里日常使用的茶壶和椅子，都是有些岁月的。一些城里古董店重新开张，腿脚麻利的小贩，从农村孜孜不倦地运送着资源到城里的古董店，古董店的老板又把它卖给“提搂”，“提搂”又将这些东西卖给港澳台的商人，商人又卖给藏家，或送往拍卖，如此周而复始。1980年，香港举办了一次书画艺术拍卖会，大量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的作品出现，一幅差不多只值3万港元左右。
而内地年轻的艺术家们，则开始集体进入整个理想而亢奋的“80年代”。“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三大美院恢复招生，第一届学生中，包括罗中立、张晓刚、何多苓、周春芽等人，如今他们已成为中国油画艺术的中坚力量。而栗宪庭，当时刚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并进入《美术》杂志任编辑。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与栗宪庭、高名潞等人不遗余力地推介息息相关。此时，也有越来越多境外艺术市场的消息传到境内：纽约许多现代艺术家“一夜成名”，日本人把凡·高的画炒到天价……这些都让“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艺术家看到了未来的“星星之火”。
1985~1989：蕴藏的市场潜力
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中国画运动之后，由于水墨画对介入现实出现了明显的滞后与保守，原先占据艺术市场主体地位的水墨画，逐渐走向滑坡。与此同时，作为舶来品的油画，逐渐成为新的艺术审美替代物。
但当时的绘画仍然廉价，很多画家为展览所绘画的作品，最后都丢弃在展览方。罗中立80年代的名作《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时，获得了200元的稿费，都让画家喜出望外。
直到1989年，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宋伟的个体户，他资助的现代艺术展开启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品的好时光。那天下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现代艺术展”的画家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栗宪庭拉到办公室的角落，手哆嗦着，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渍麻花的钱来，面额十元，一千块钱一沓，共十沓。
王广义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我请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方都行。”晚上，王广义一行十多个人，去一个湖南馆子，吃掉了两百多块钱。当天，一个叫宋伟的个体户，展览结束后买下王广义、丁方、张培力等人的作品，王广义把一张当代伟人的画卖给了他，得到了一万块。对当时这些潦倒的“转型艺术家”们来说，一万元价值可想而知。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到了今天，那段时期的艺术品仍是外国藏家争先购买的对象，但是大部分作品如今却不知下落。
1993年之前，要想买好的艺术品或文物，藏家除了携带犀利的目光去古玩市场淘宝外，也就只有广交会和综合性拍场偶尔能觅得良品。一个叫祝君波的上海人，改变了艺术商人和藏家长期混迹各类杂乱古玩市场的格局。1993年6月20日，在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国内举行了艺术品市场的第一个专场拍卖会。这是老牌古玩商店朵云轩和它的总经理祝君波推出的产物。一切显得杂乱：著名的书画大师谢稚柳上台举拍卖槌，看热闹的远过于买东西的，拍卖图册错漏百出……
尽管混乱无度，但是效果出奇的好：第一幅拍品就是丰子恺的国画《一轮红日东方涌》，最终以人民币12.5万元为香港藏家张宗宪收藏，一个开门红；拍卖现场高潮出现在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当时人民币100万元起标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竞标攀升到了143万元，最终这幅张大千的名作以当时的天价143万元成交，也为港台藏家收走。在那个年代，内地少有人把艺术品当作投资品。
“拍完后，朵云轩所有人都傻了：拍卖成交总价为830万元，成交率高达75.4%，要知道当年朵云轩一年的利润只有60万元。”祝君波回忆说。后来，朵云轩的这次拍卖被誉为“具有中国艺术史上里程碑的意义”。
意义不仅仅是成交上的数据。当时台下坐着的，还有后来任中国嘉德总经理的王雁南、北京翰海的总经理秦松。自从朵云轩第一次春拍成功后，内地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北京瀚海甚至就是在朵云轩首拍成功的当晚决定成立拍卖行的。如今，全国最大的3家艺术拍卖行，中国嘉德、北京瀚海和保利拍卖行，每年举办的艺术拍卖场次超过100次，2006年成交总金额达到30亿元人民币，成为艺术市场买卖的重要桥梁和平台。据统计，全国目前有800多家艺术品拍卖公司，一年要举行千场拍卖会，拍卖总额达150亿元。除了这些目标明确走高端市场的一些大公司外，数目众多的小公司代替了画廊的位置，操纵起了艺术品一级市场。
1995：画廊的责任
艺术拍卖行的迅速崛起，使原本就不发达的中国画廊业如同生存在巨人影子中的矮子。一些有先见的外国艺术商，开始颤巍巍地做起中国艺术市场“艺术品经纪人”的角色。1991年，澳大利亚人布朗·华莱士率先在北京的东便门角楼，成立国内当时第一个专业画廊红门画廊，不过其目的是为了方便外国人买中国艺术品。
1995年，瑞士人何浦林来到上海，找了当时上海波特曼酒店的总经理，说服他免费借用了酒店一块小走廊，卖起中国当代油画。波特曼酒店二楼里的一堵白墙成了何浦林布置的展厅，酒店还提供一把椅子、一根电话线，这就是当时香格纳画廊的全部。何浦林看中的也是波特曼酒店极高的外宾人气。“画廊”这个新事物成立之初，甚至要以其他形式出现：红门画廊在北京成立之初以餐厅的名义登记，而上海的香格纳则注册为礼品店。
香格纳成立几个月后，何浦林在走廊里卖出了第一幅画，“那是丁乙的画，只卖几百美元。那时中国当代画家们都很辛苦，一幅画卖几千美元就了不得了。”何浦林回忆说，他在那面墙上所做的展览后来被人称为“走廊画展”。
从1995年开始，画廊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遍地开花，但真正做到长期和专业性，仍然不多。成立超过十年以上的，除了红门和香格纳，更是寥寥可数。并且，现存的画廊有近九成经营当代艺术为主，经营书画的画廊连生计都很难维持，更不用提画廊应该同时具备的另外两个基本功能——发掘新人、培养收藏群体，从严格意义上讲，仅仅是工艺品商店而已。
2006：“97.92万美元”一声惊雷
2001年以后，中国初具了艺术品市场的概貌，但出现很大发展的地区主要是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其他小城市仍旧以画店为主。从2003年的“后非典时期”到2004年初，艺术市场热初现端倪，但价格上升还较平缓。随后几年里，大量资金疯狂涌入，造成艺术品价格不断攀升。量变引发质变，一切缓慢向上延伸的秩序却在一声惊雷中发生了变化：2006年3月31日，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中国画家张晓刚的一幅油画，拍出了97.92万美元，这一下拉动了这个市场里所有人的想象空间。
“我的画卖100美元的时候，我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到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很虚幻。感觉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变成了另外一种符号。”张晓刚后来对《第一财经日报》回忆起初得消息那个感受时说道。从97.92万美元开始，张晓刚率领中国艺术高歌猛进：伦敦、纽约、香港、北京等地，他的画作不时地爆出一系列的天文数字，880万港元、76.96万英镑……一直到《天安门》今年在香港拍得1800万港元。张晓刚由此成为这个市场的符号。
画廊、拍卖行和艺术博览会的出现，使得艺术品的流通更加多元化，但在近两年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后面也涌现出了很多弊端：首先是市场的价格承受能力有没有虚高；其次是画廊相对拍卖行的缺位，一、二级艺术市场倒挂的结构能持续多久；第三是后续力量的缺失，让艺术市场争夺于少数画家的作品间。
突然到来的火爆，究竟能延续多久，这成为艺术市场中每个人心中一个巨大的问号。正如香格纳画廊老板何浦林这么多年间所看到的：“这个艺术市场没什么变化，只是人们远远看觉得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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