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书画网 　文章作者：王文娟

    作者：王文娟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原名寿康。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18年接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留学法国，后又转往柏林、比利时研习素描和油画，观摩、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首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全委、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1953年担任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执行主席；同年9月23日，脑溢血症复发，26日晨逝世于北京。徐悲鸿坚持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创作了《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巴人汲水》、《愚公移山》等一系列对现代中国画、油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是20世纪我国的杰出画家。

    徐悲鸿精神的现代性启蒙

    徐悲鸿1895年出生于贫寒的乡村画师家庭，幼年即随父学习传统中国画以及传统文化，后赴巴黎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并赴英、德、比、意及瑞士观摩学习。虽然他在五四前夕（1919年3月）赴欧留学，历时8年，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徐悲鸿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一员。五四运动就其内在思想史进程来说，是康、梁、谭、严思想的继续，在艺术上康有为力倡碑学，坚持中西合璧与写实雄放风格，这对徐悲鸿影响深远。1918年3月，徐悲鸿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著名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就发表于此地。在这所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里，徐悲鸿和众多有志之士一起感受着风起云涌的时代精神。摧毁旧文化、改造国民性、学习西方文化、追求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要旨，也是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号角。徐悲鸿为之奋斗一生的写实主义画风并不是空穴来风，晚清及至五四精神的现代性启蒙是他写实主义的思想史基础。

    他认为，批判旧传统不仅仅只是中国画技法的改造，而是国民精神气质的革命。徐悲鸿与他同时代的人一道，猛烈批判了科举制度下的文人画末流之柔糜乡愿之气，认为董王之类毫无真气与血性的摹古之风是国民精神贫弱在美术上的极大体现。因此，他大力提倡“师造化”的写实主义就是有的放矢的革命。

    同时，他以“拿来主义”的以改造中国画乃至国民精神之所需的力量和气魄去学习西方文化。但他在“拿来”的时候，并没有放空和抛弃本国的艺术而全盘西化。“借助他山，必须自有根基，否则必成为两片破瓦，合之适资人笑柄而已。”徐悲鸿终其一生坚持的是这样的中国画改革方针：“古法者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这一极富开放性的主张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而焕发着强大生命力。

    在这样的艺术精神指导下，徐悲鸿创作了一系列气贯长虹的篇章：取材于《列子·汤问》、象征着中国人勇敢无畏、坚忍不拔而开天辟地的《愚公移山》，取材于《史记》而歌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贞民族气节的《田横五百士》，取材于《书经》，渴望民主光明的《■我后》，取材于《列子》的智慧颖睿的《九方皋》……这些作品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忧愤之情以及向往新世界的期盼之心，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浩然正气。

    除了这些史诗般的人物作品外，山水、花卉、动物，徐悲鸿也无不涉猎，那“与天地参”的伟岸《古柏》，那逸气逼人而奔腾不羁的骏马，已成为徐悲鸿的人格象征。

    我们可以重点来看徐悲鸿的马。他的马不同于古代中国画科中任何马之情态，也不同于他所要学习的西方绘画传统，而是融合中西，集写实、写意于一体。一方面是高度形似的，即注重解剖透视的精准与笔墨灵性的融合，这以他在巴黎时常常去马场画速写、精研马的解剖为基础，积稿盈千；另一方面又是高度写意、笔墨酣畅的，于是他的马就呈现出结构精紧、笔墨松灵的最好状态。“取像不惑”，大胆落笔，肯定结构，但不是全部勾实轮廓，而只在马背、马肚、马腿、马脖处粗笔重点勾勒，虚实相生，意到笔随，并以水墨晕染出大的块面，在其他部分尤其是马鬃、马尾却运用没骨画法，特别运用水墨飞白倍增飘逸飞动之灵性，逸气逼人；而少用渴笔、焦墨而多用湿墨，甚至大笔泼墨，润泽有力、轻重有度、动静相宜、浓淡相适，气韵生动。

    徐悲鸿想以艺术来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手段，于是他积极地倡导写实主义，也就当然地被人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代表。这是不错的，但他的现实主义不同于杜甫的“三吏”、“三别”，也不同于库尔贝的“石工”、珂勒惠支的“母亲”、杜米埃的“三等车厢”……他不取惨淡、病痛的人生，不铺排淋漓、受难的鲜血，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不关注现实，不痛彻血肉人生，他只是在大多的时候间接写之而已。以动物花鸟寄寓、比兴，隐喻和象征是他重要的手法之一，这是属于中国文人画的优秀传统。因此，与其说徐悲鸿秉持现实主义，不如说他是浪漫主义的，这是他写实主义的特色之一。他以诗人一般的情怀，以少小时候就拥有的“江南贫侠”、“神州少年”的英武豪气站在现实世界的黑夜此岸，向往着未来。于是他的马以他反思寻得的中西文化中的磅礴之力铸造画面，雄强铿锵、奔放激越、优雅挺秀。无论立马、饮马、奔马、群马……都全无缰绳、马鞍，一派天成，自由奔放。这是向往新世界的曙光，英姿飒爽、如风似电，铮铮铁骨、奔放昂扬，坚韧骁勇、一往无前，真可谓“一洗万古凡马空”！徐悲鸿的马不是现实世界的马，而是“天神”与“豪侠”，是“超绝尘寰的英灵般的向往”，是神驹，代表着他的理想情怀、人格气质、诗意追求与审美愿望，不沉郁顿挫，也不剑拔弩张，但见自由洒脱、雄奇美丽而成了他的人格化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