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书画网 　文章作者：王文娟

    同时，这也是民族求解放、自由、独立的见证，是徐悲鸿精神现代性阐释的重要一环，而徐悲鸿对西方现代派画的排斥态度，则应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特殊背景下来看。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性启蒙始终伴随着救亡图存、抵御外辱这一艰难巨大的民族使命。因此，当时的艺术精神需要的是肯定性的理想（理性）建构，而不是破坏性、怀疑性、非理性的狂放历险的现代派艺术。如果说徐悲鸿面临的是当时中国文化自己的问题而一改文人画末流之风倡导写实主义的话，塞尚、马蒂斯、毕加索一代的西方现代派画家就是针对他们的文化出现的问题而做的反思批判。这些画家所处的时代是机器文明高度发达却也是以分裂的心灵、异化的人生和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为代价的时代，是对历史理性有着普遍怀疑、道德至上发生深刻动摇的非理性时代，这是“现代性”悖论丛生的时代，也是西方哲人和艺术家发现并看重东方文化的时代。事实上，徐悲鸿并没有对现代艺术闭目塞听、置若罔闻；相反，他对此是有高度清醒认识的：“欧人今日多有厌恶机械生活，而欢迎东方文明者，然其必不是令吾懒惰之国人有借口，可无疑也。”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看不到自己的弊端而张扬于“我们的祖先比你阔多了”的阿Q式迷梦，那正是鲁迅所批判的国民的劣根性，也是近代中国远远落后的原因之一。

    写实主义画风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及思想史上的地位，的确可以在鲁迅先生那里得到说明。鲁迅认为，“现代流派艺术并不适宜中国的迫切需要，中国最需要向外学习的，是写实主义传统”。徐、鲁的契合，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艰难性，也说明了中西现代性之路的差异、区别与错位性，从而显示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更说明了东西方文明在各自的危机与局限里是可以互相借鉴与疗救的，问题是要找准病根，找对药引。

    徐悲鸿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

    以画家论徐悲鸿不足以包含徐悲鸿意义的全部，就像以文学家论鲁迅不足以包含鲁迅的全部一样。人文知识分子是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意义超前于现存世界并成为现存社会的自我批判与精神启蒙。因此，无论是在荒原中呐喊了一生的鲁迅，还是艰苦卓绝奋斗了一生的徐悲鸿，都是令人敬仰的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典范。“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铁肩大义，■以求，“士不得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之言正是徐悲鸿之座右铭。这也许不能仅仅看作只是儒家的入世情怀，而应该理解为康德意义上的“公开运用理性”的现代性精神启蒙。

    美术教育是徐悲鸿执著一生的事业之一。他常说，一个画家，他画得再好，成就再大，只不过是他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把美术教育发展起来，能培养出一大批画家，那就是国家的成就。他不仅悉心培养了大批学生，还尽自己的力量送他们其中的优秀者赴欧留学，也无私帮助了许多上门求教求访的美术青年。据廖静文女士回忆，徐悲鸿常常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真回复天南海北的求教者的来信，甚至连一个遥远的写信请教的小学生他都亲笔回信。这个当年的“小学生”就是日后成为著名画家的刘勃舒，这封信至今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徐悲鸿纪念馆里……“画坛伯乐”已不足以说明徐悲鸿蕴含的深刻意义。这种超越公职岗位的看似琐屑却具有普遍关怀的公共精神意识，当是评判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人格的重要尺度。

    与知识分子互动共生的现代公共领域，诸如艺术展览馆和艺术评论交往空间，是公共精神得以展开的重要依托之一。徐悲鸿把建立美术馆作为毕生的心愿之一。他殚思积虑甚至杜鹃啼血般地多次呼吁国家重视美术馆的建设，他把这个工作提升到国家文艺复兴的高度来对待。

    此外，徐悲鸿还以一个画家所难有的气度，一个大师所难有的谦逊，以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平等宽容的态度给众多出名与不出名的画家作品写了极有见地的而不是温吞水般的艺术评论。“五百年一大千”，是他对张大千先生的由衷赞叹。因为真诚无伪，因为旗帜鲜明，因为画家阵营的不同，这些评论所遭遇的就不仅仅是赞扬和感谢，有时竟是恐吓。但徐悲鸿从没有被吓倒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仅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他艺术评论的底线和准绳。他不仅奖掖了后进，关怀了同道，也鼓励了比他年岁大得多的诸如齐白石这样的大师。这种同仁共进以促美术之繁荣、文化之昌盛的公共关怀精神，当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闪耀永不磨灭的光芒。

    徐悲鸿和鲁迅、瞿秋白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在现实的黑暗苦难中铁肩大义般地介入了革命。事实上，在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投身于革命几乎吸引了人文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人。徐悲鸿是在积极自由中争取艺术最大贡献的一面光辉旗帜。

    徐悲鸿在当代社会的意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始终体现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性上。及至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我们面临的依然是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焦虑。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和世界接轨的路途上既不失去机会又坚持民族文化身份，既借鉴西方又保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传统，就成为我们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艰难悖反中需要考量的当务之急。

    这时候，徐悲鸿的意义再次凸显出来。在炮火烽烟的殖民时代，抵抗是我们面对军事侵略的唯一出路。徐悲鸿固然不是投笔从戎的战士，但他却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进行了抗战。1939年到1941年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也是他在个人命运最多舛之时，他毅然4次去东南亚举办筹赈画展，后又在印度两次举办画展，他将这些画展的全部收入都捐助国家抗战。这永远是我们艺术史和民族史上可歌可泣的功绩，这和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们一样令我们无限敬仰。

    除了这种“硬性抵抗”外，徐悲鸿在当代的意义更凸显在文化建设和文化输出上。他看到了艺术作为大文化建设一部分的根本性与重要性，于是，在输入、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他又以拳拳之心坚守民族文化的根底，以世界性的眼光坚持和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并以自豪尊严的文化输出提高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

    半个多世纪前的徐悲鸿在选择介绍西方画家的同时，也在动荡不定的艰难中整理着国故，更在创作中虽以西方写实技法为基础却又始终如一地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神为底蕴，从而形成了雄强挺秀、金石铿锵而气贯长虹的具有中国气派的绘画风格。以这样的作品输出就不再是东亚病夫式弱者的“被看”。他的中国画“是很好的现实主义的绘画……是为旧的中国增加了新的东西，显示出成长和生命”，这是徐悲鸿在欧洲举办现代中国画展后美国评论家达格尼·卡特（Dagney Carter）发表的评论，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宣传中国画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徐悲鸿。他在1933年至1934年间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苏联主办了中国画展，这是最早在欧洲举办的现代中国画展”。

    对民族文化的守护还体现在徐悲鸿毕其一生之力以最大可能也以最大代价来收集流散各地的国画珍宝方面，即使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节衣缩食，孜孜以求。其中《八十七神仙卷》传奇历险、失而复得被他特意刻章“悲鸿生命”的收藏经过至今令我们感怀不已。他收藏的国画珍品多达千余件，这是对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徐悲鸿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廖静文女士把这些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这所有都意味着，徐悲鸿不仅属于中国、亚洲，也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现在，也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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