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一老一少，坦白交心，难道不是古今难得?

    在宾老作品的启发下，傅雷努力于东西方艺术理论实践的比较研究，他指出宾老的画：

    去尽华彩而不失柔和滋润，笔触恣肆而景色分明，尤非大手笔不办。此种画品原为吾国数百年传统，元代以后，惟明代隐逸之士一脉相传，但在泰西，至近八十年方始悟到，故前函所言“立体”、“野兽”二派在外形上大似吾公近作，以言精神，犹逊一筹，此盖哲理思想未及吾国之悠久成熟，根基不厚，尚不易达到超然象外之境。至国内晚近学者，徒袭八大、石涛之皮相，以为潦草乱涂，即为“简笔”以犷野为雄肆，以不似为藏拙，斯不特厚诬古人，亦且为艺术界败类……(《书简》第九十七通)

    世界可无中西画派之分，所不同者面貌，而于精神，人同此心

    傅雷探本寻源地剖析宾老创作的渊源、变革、特点，丝丝入扣，指出现代东西方绘画的共同性与哲学思维的分歧；为“国内晚近学者”严肃地指出离开法则、离开传统的艰苦探索，“潦草乱涂”的危险性。

    在宾老给傅雷的信中，更有许多毕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艺术心得，言无不尽地向傅雷传述，由于篇幅过长(例如其中一篇题目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信末署十二月二十日的那封长达一千三百多字的长信)，这篇短文就无从引用；但这确实是宾老一生艺术探索的精辟之见，是经过浓缩的、把先史时期直到现代的中国绘画变迁过程极其扼要地加以阐述。大致认为书画到了元代，总结了史前到宋代的经验而趋于冲淡深远，提高到哲学境界，至二十世纪初与西方绘画思想逐渐接近，形成世界性的艺术趋向。我认为宾老的这封信，不但是宾老自己一生走过的艺术探索过程，而且是今天艺术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傅雷十分肯定宾老的某些作品风格接近西方现代大家。而宾老则在致友人信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不出十年，世界可无中西画派之分，所不同者面貌，而于精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一不合……”(见《黄宾虹年谱》，王中秀著上海书画出版社版，489页)黄宾虹的预言，已初现于今日，我认为宾老的远见，与和傅雷平日的切磋交流，是有重要关系的。

    宾老的用笔，勾勒、短皴刚劲如削铁，正如古人说的“下笔有金刚柱”。用墨用色变化莫测，这都是根据他自己对传统艺术的深刻探讨，艰苦得来的成果。十多年前，我曾见罗孚兄藏有一幅手卷山水，奇妙地运用赭石和墨，笔笔健实，我马上就想到凡高的健劲笔触和既碰撞又和谐的色调。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宾老又说：“所惜古法失传，尚少整理著书；古物罕睹，同为向壁虚造，尾步人之后尘而不务其捷足，良可叹也!”语重心长，也是以身作则地向后人寄予深切期望。

    我说傅雷是宾老的“护法神”，还不止于书画学术方面，这一百多封傅雷致宾老信札中，绝大部分均提到为宾老极力推售作品、或替他向画店寄购、或筹备国内外展酌览、或向中外爱画友人推荐、或自己购藏等等，所得“润笔”，多至数十万元，少的数千元，傅雷都详列清单，逐笔汇到宾老手上。在旧社会，拙于生计、不屑钻营的宾老，不至于穷馁无告，傅雷对宾老这些方面的深厚友情，说明他一生高尚品质的一个方面。

    还记得六十年代，傅雷曾给我来过几次信，让我去见陈叔弢先生，商量推动给宾老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画展的事，我受托去看过几次叔老，可惜那时文艺界正是“山雨欲来”的乍暖还寒时节，傅雷的这一计划，只好告吹。这是我自己亲自体验过的一次傅、黄之间的金石交情、生死交情。

    友情，是人类之间的自然组合，是社会构成的黏合成分，是集体和个人都离不开的生活范畴，更是推动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伟大力量，是个人道德、感情、品质的具体表现。

    老年颓懒荒拙，怕动纸笔，偶因翻读故人的这些书札，不免浮想联翩，所以套用傅雷信中那句话：“任抄胥之劳”，记下一点零星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