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都市报 　文章作者：徐建融

同欣赏。打开后我看假，理由当然不是与潘氏的风格不符，而是笔力轻浮。朋友却说，该鉴定家表示，潘的笔墨风格以雄强著称，一味霸悍，而此图的笔墨正是极其浑厚有力，非潘莫能。试想，这笔墨的力轻还是力重？又不能用秤去称量，所以，说它轻，没有说服力，说它重，同样没有说服力，唯一有说服力的，便是说它轻的人有地位，还是说它重的人有地位。但这样一来，书画鉴定又将从何谈起呢？我当时对这位朋友说，事关数十万元，不是小数目，你可持此画去杭州找潘公凯先生，不要对他说任何人的鉴定意见，由他来决定。但当天我从画册中找到此图的母本，两相比照，朋友所购的那张系照画册仿造无疑。于是，这位朋友即持此画册找到向他推荐的鉴定家，退画还款。此外如笔性，甲说相符，乙说不符，也是一件不敢做“亲子鉴定”的事情。

    正由此事，使我深感，笔墨风格在书画鉴定工作中的重要性虽然无可替代，但用它来证明一件作品的真或伪，却是最没有说服力的。最有说服力的，或可以称得上是铁证的，是什么呢？那便是如上述潘天寿的母本，只要把这样的证据摆出来，正方无须再作反复的说明，而反方的滔滔雄辩自然也会掩息。所以，在书画鉴定的工作中，“以理服人”不是真理，“事实胜于雄辩”才是真理。

    当然，所谓铁证不一定限于找到母本，而是指类同于母本的事实。比如说，一件署名名人的作品，其中出现了康熙的避讳，这就是铁证。你要说它是伪作，从笔墨风格上证明它不是明代某某人的，时代风格不对，个性风格不对；从笔墨的精劣上证明它不是某某人的，如何拙劣，如何浮薄，尽管表现的笔形相似，内在的笔性如何不符，这一些，诚然很有“理”，但不能说服人。尤其当有人主真的情况下，他也会用同样的证据来证明它是真迹，且也显得很有“理”。然而，当你举出其中有康熙玄烨的避讳，一切也就不证自明了。

    证明一件作品是伪作，最有力的是铁证；证明一件作品是真迹，最有力的当然也是铁证。但二者的情况又稍有不同。当铁证证明一件作品为伪作，那它必伪无疑；而当铁证证明一件作品为真迹，那还有可能为伪作。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一、通过电脑制作，做出书画家本人在伪的作品前的照相；二、因书画家本人各方面的原因，留下了与伪的作品的合影。所以，铁证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证明一件伪作之为伪作，但却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地证明一件作品为真迹——在这种情况下的铁证，一般不是我们找出来的，而是作伪者制作出来的，但是，我们却无法找到证明他制作“伪铁证”的铁证。

    那么，当一件作品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它究竟是真还是伪呢？一般说来，在60％的情况下，真的就是真的，伪的就是伪的；在20％的情况下，真的有可能被当成伪的，而伪的有可能被当成真的，需一定的时间才能翻案平反。

    行文至此，本拟结束，恰好有一位朋友刚买了一轴刘旦宅的《东坡玩砚图》，请求鉴定真伪。打开一看，上面还有诗塘，也是刘书“玉德金声”四字，画的年款为丙子（1996年），诗塘的年款为壬午（2002年）。书和画，都伪，伪的理由何在？不是笔墨风格不对头，笔墨风格当然是刘旦宅的，否则也不可能冒充刘旦宅。而是因为笔性、笔力，包括运笔的顿挫转折等等，软弱轻浮，与刘的爽利劲健，完全不能吻合。但是，这样的解释，虽然是最关键的，最根本性的，然而，却又是最没有说服力的。所谓“可与知者道，不可与不知者说”，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固然是深入了个中的三味，但又是多么没有说服力啊！而恰恰这位朋友，拿出了铁证，刘与此图的照相两张，一张在看此图，诗塘还空白着；一张题好了诗塘，正在重新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