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内书画市场异常火爆，在悠久的中国书画鉴藏史上几无出其右者。社会的长期稳定，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加剧了艺术品的商品化趋势。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书画造假作伪之风也随之盛行，以致大有泛滥之势。

    就书画收藏的动机而言，无论趋利，抑或欣赏，作品本身的真伪都是首要的话题。而鉴别真伪则成为书画收藏的首要任务。中国书画的作伪历史悠久，千余年来积累的鉴定方法虽然千差万别，莫衷一是，但是这些方法至今仍旧有着风行不衰的悠远效应。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书画鉴定方法日趋丰富完善，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如若对其进行爬梳归纳，无外以下两个鉴定流派或者系统：一是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一是从书画视觉方式人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

    在这两个书画鉴定流派中，前者是中国自古以来书画鉴定传统的延续与拓展，后者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西艺术史研究结合的产物。这两个鉴定流派虽然视角不同，各有优劣，但却有着同一的学鹄一一“辨真伪与明是非”。

    在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中，当首推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几位大家。虽然他们书画鉴定的成就各异，影响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书画鉴定领域里，几位却是不祧之大宗，整体影响极为广泛与深远。这些名家不仅具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经验，而且大多兼工书画，淹贯经史，著作宏富，具有独特的学术代表性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张珩，谢稚柳以及徐邦达三人都出身于较有文化素养的家庭，年轻时即已投身书画行业，要么专攻书画鉴定，要么心仪书画创作。如张珩，其祖父就有大量的藏书，并且精于版本之学。同时他的家境较为富庶，唐宋名迹都有收藏，明清两代藏品更是不胜枚举。他生前曾经留下一本小册子《怎样鉴定书画》，在书中他明确指出书画鉴定的目标是“辨真伪明是非”，同时他把鉴定可依据的书画文本因素归纳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在提倡以风格比较为主要鉴定方法的同时，要注意主要依据(书画的时代风格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和辅助依据(如印章，题跋、款识、纸绢、装潢形式以及相关文献与学科知识等)的运用。例如，他曾经鉴定上海博物馆藏的王渊(13世纪末一14世纪中期)《竹石集禽图》，首先从画面的时代特点与个人风格来看，可以肯定是王渊的晚期作品。其次看其隶书款和“王若水印一墨妙笔精”二印，钤印很好，纸张也符合时代面貌。再考究它的流传经过，解放前为上海周湘云所有，画上的“张弧之印”则表明它曾为张弧旧藏。乾隆皇帝的印玺则说明它曾庋藏于清内府，入内府前又经梁清标收藏，因为其上有“棠村审定”“蕉林”二二印。最后看“八年癸丑”的年款，宣德八年(1433年)正好是癸丑，上距作画时间约一百余年。作品的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均一致，于是可以断定它是真迹无疑。他的鉴定理念对其后的谢稚柳、徐邦达等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二位鉴定家对张珩的方法都有各自的理解与运用，自成一格。综观20世纪中国书画鉴定界，张珩对于书画鉴定学具有开山之功。

    谢稚柳先生工诗文，能书法，擅山水、花鸟，亦偶作人物，尤精书画鉴定，与张珩并称“北张南谢”。谢先生早年学画，又与张大千一起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这使他准确地把握了唐宋以来中国书画主流风格的渊源流变，由此确立了以风格流派断代，辨伪的方法。正如他本人所说“最切实的办法是，认识从一家开始，而后从一家的流派渊源等关系方面渐次地扩展”。虽然他也不忽视对相关文献的印证，但却更看重书画艺术的本体，如作品的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和画面布局等特征，即重视书画本身的体貌精神。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巨擘。谢先生对传世有名的王羲之《游目帖》的鉴定，可作一例子。对于此帖，抛开所有的旁证迷惑，仅仅从其笔势与形体来看，已具有元代赵孟頫的风格，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而是元人的手笔。这一鉴别结果，正是基于对《游目帖》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比较中得出的。谢先生的鉴定理念，他的《水墨画》和《鉴余杂稿》二书有详细记述。

    徐邦达先生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书画，14岁开始习画，从苏州老画师李醉石学习绘画，从赵时枫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后入当时海上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年不及三十，即以擅鉴古书画闻名于江南。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工作。在长期书画鉴定活动中，徐先生逐渐形成了高度重视书画本身的笔墨，题跋、历代书画著录、印章、纸绢、装潢形式等因素以及相关文献的考据与实证，实行鉴考结合，绝不允许“模糊度”，与启功先生提倡的“书画鉴定中要有模糊度”恰恰相悖，体现出徐先生追求鉴定科学性的学术取向。他的鉴定方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色：一是在鉴定中建立可供参考比较的书画样板，二是较为重视书画本身的笔墨等技术性因素：三是注意对书画所用工具材料的分析研究：四是极为倾心梳理见于著录的各种名迹。下仅举徐先生通过笔墨鉴定书画的个案，以窥其鉴定之一斑。笔墨首先与毛笔的特点与性能有关，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载：“熙宁后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而传世的晋王珣的《伯远帖》，其字笔画吸墨不多，转侧也不灵活，转折时往往提笔再下，分明用的是无心笔，此帖必赝本或临本无疑。再看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序》、僧人怀素的《苦笋帖》、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杜牧的《张好好诗》等大都使用一种坚硬而吸墨不多的有芯笔，若用无芯软笔定当无此效果。而传为王羲之的《大道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笔画润丰圆熟，含墨极多，用晋代的有芯笔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定为宋代米芾的临写本。徐先生著述宏富，已逾500万字，近期由故宫博物院出版《徐邦达集》一书共16册。

    身为满清皇室后裔的启功先生，早年习画，并师从史学大家陈垣，精通文献考证，尤其在对古文献的爬梳与索隐探微方面，其精深的学术功底与考证能力难有出其右者，堪称学林之绝响。同时，他又是一位书法大家，并兼通金石学、红学、诗词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学科，这无疑成为他从事书画鉴定的优势所在，也使得他的鉴定方法与其他诸人大相径庭，面貌独具。收在《启功丛稿》一书中的名篇《董其昌书画代笔考》，详细地考证了文献记录中有关为董其昌代笔的书画家。一篇文章，他竟能运用文献多达十几种，几易其稿，最终考证出董的代笔画家知其姓名者有赵左、赵迥、沈士充、释珂雪、吴振、吴易、杨继鹏、叶有年等人，其中吴易、杨继鹏二人还代作书法。上述诸人只有杨继鹏的书画较为接近董的面貌，其余都有一定差距。类似之作尚有《戾家考》《孙过庭书谱考》等，这都体现了他旁收广绍深参妙悟的学术特色。

    辽宁博物馆的杨仁恺先生，早年坎坷，抗战时移居重庆，结识了郭沫若、徐悲鸿、张大千等知名学者和书画名家，从而使他对古今书画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在书画研究与鉴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贡献：一是对溥仪出宫后的清官流散书画进行了精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万余字鸿篇巨著《国宝沉浮录》一书；二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填补了辽金两代的空白，使之更为完整系统：三是把古书画鉴定的范围拓展至20世纪，并初步尝试建立书画鉴定这一专门之学，2000年出版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一书可见其这一学术趋向。杨仁恺在书画鉴定中提倡科学的“比较研究法”，十分注重作品之间的参照比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时代和地区的诸多作品比较、画家一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比较，然后才是题跋、印章等因素。对于传世的《簪花仕女图》这件风格独特的作品，由于缺少参照样板，比较研究就显得较为困难。于是他结合同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留下的关于贞元时期服饰与习俗变化的文献资料，证明《簪花仕女图》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只有唐贞元时期才能与之吻合，由此确认它是一件唐代贞元时期的绘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