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昉简介－唐代人物画家

　　周昉，字仲朗（一作景玄），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曾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宣州（今安徽宣城）长史别驾，其职位仅次于一州长官刺史。周昉能获得这个官位与他的哥哥的地位有关，其兄周皓随哥舒翰征吐蕃克石堡城等立有战功。
　　周昉的艺术活动期较长，长达三四十年，即大历至贞元年间（766—805），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江南两地。周昉的官宦生涯和贵族地位使他长期优游于贵胄子弟间，故有机缘接受张萱的绘画主题和艺术手法。他“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周昉的画风与张萱之迹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后人要从周昉不在仕女耳根敷染朱色这一“小异”来区别两人的作品。事实上，周昉还有许多张萱所没有的新创。
　　周昉擅长的画科不及其师张萱广博，他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仅限于人物画中的各个分支。但周昉有许多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他创制出体态端严的“水月观音”，将观音绘于水畔月下，颇有艺术魅力。这不仅为画工所仿，而且也成为雕塑工匠的造型样式，流传极广。更重要的是，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与“曹家样”（北齐曹仲达创）、“张家样”（南朝梁张僧繇创）、“吴家样”（唐代吴道子创）并立，合称“四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
　　“周家样”的出现标志着周昉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地位已超越了张萱，同时也表明了周昉的画艺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周家样”的出现与张萱作出的艺术铺垫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宫廷画家还是民间画工，都在仕女画的造型上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描法、设色和构图等表现语言上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如敦煌盛唐时期的许多壁画上的女性形象是周昉人物画的前源，同时也存在着周昉与民间画工之间的交叉影响。因此可以说，“周家样”并不是周昉凭空臆想的，它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艺术根柢。“周家样”概括、集中并提炼了前贤和同时代画家中那些有发展基础的艺术语言，被时人和后人作为人物画的范本也就势在必然了。
　　从以下的两个盛传不衰的故事，就可探知周昉是怎样技压群雄，在艺术上达到了广为称颂的地步。周昉虽系贵族子弟，但十分注重听取下层民众对其画艺的改进意见。一次，周昉奉唐德宗李适旨，画敬章寺神，顷刻间引来京城万人前来观看，有言其妙者，也有指其瑕者。周昉能虚心听取修改意见，日日有改，经月有余，直到众口称绝，方才停笔。周昉的肖像画在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上稳胜同行。相传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女婿侍郎赵纵约请韩幹和周昉先后为他画像，画完后，赵纵将画像置于坐侧，一时难定优劣。赵夫人回府后点评道：“两画皆似，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性情笑言之姿。”一语道出周昉的艺绝之处。
　　周昉不仅在肖像画上挖掘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更悉心于将宫中各类仕女的心态微妙地展示在绢上，如忧郁、感伤、悲叹、惆怅和怨情等，概括地表现出经过“安史之乱”后，唐宫仕女们颓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走向下坡路的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周昉的忧患意识和对被幽禁于深宫的宫妃们的同情，深化了张萱仕女画的主题。张萱与周昉分别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差异必然会在他们的仕女画中的女性精神面貌上有所反映。
　　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了中唐仕女画的主导风格。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体态丰厚，曲眉丰颊，以肌肤丰满为美，所着衣冠全是贵妇之妆，衣裳用笔简劲，色彩柔丽。其画反映了宫中仕女单调寂寞的生活，如扑蝶、抚筝、对奕、挥扇、演乐、欠身（打哈欠）等。北宋《宣和画谱》著录了他的七十二件画迹，均已湮没于世。遗憾的是，周昉没有摹本传世，尚有一些古画相传为他的名作。所谓“传”，是今人参考了前人较为可靠的鉴定意见和相当长的收藏、著录历史。虽有疑问，但与周昉的构思和画风大体相近，与周昉的生活时代相近或相距不远。如《簪花仕女图》卷、《挥扇仕女图》卷和《调琴仕女图》卷，代表了周昉独有的绘画特征。另一帧《蛮夷职贡图》虽在画风上与上述三幅有异，但流传有绪，可资了解与周昉时代相近的绘画风貌。至于旧传为周昉的《内人双陆图》卷现已被确定为宋人摹本。
　　周昉的艺术影响是通过“周家样”传播于后世的。他的仕女画早被当时的批评家论作“画子女为古今之冠”（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晚唐的仕女画家们几乎都处于墨守“周家样”的阶段，“周家样”控制了晚唐仕女画坛。至五代，这种艺术格局仍继续留存在周昉曾活动过的江南地区，如南唐李璟、李煜朝（958—975）的周文矩，传扬了周昉的仕女画艺术。五代北方的仕女造型则趋于清秀瘦削，如五代至北宋的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北宋的仕女形象在面形上仍可见张萱、周昉的遗意，但形体已趋于苗条。南宋牟益等是承传张萱、周昉画风的仕女画家，《捣衣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他的典型之作。在宋代，许多人物画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周家样”面部造型的影响。元代赵孟頫凭借他“荣际五朝”的崇高地位，在元廷内外极力推崇唐人的绘画风格，张萱、周昉的仕女造型再次风行画坛。追仿得最为出众的是元顺帝朝（1333一1368）的宫廷画家周朗，他的《杜秋图》卷全然是得自“周家样”之形，但用笔一展元人飘逸洒脱的韵律。直到明、清两季，由于全社会对女性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已不再领略以丰厚为体的关中妇人之美感，转向描绘纤巧玲珑、清癯瘦弱的江南女性，广泛流行于卷轴画中。因宗教壁画的稿本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宗教题材中的女性形象较多地保存了“周家样”的造型特征。
　　“周家样”的艺术影响早在唐代已超出了中国本土，它的艺术魅力为邻国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所倾倒。贞元年间（785一805）以来，新罗人到周昉曾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善价求购周昉的画迹。“周家样”不仅影响到新罗的人物画，而且漂洋过海至东瀛，波及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图1）。这个时期日本仕女画的造型更是直取“周家样”之形，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鸟毛立女屏风》（图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