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稳增长和保就业，面对外部约束收紧，独立自主实施宏观政策需要更强的定力和更高超的技巧。外部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化对我国的外溢影响更加复杂多变，国际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

　　朴胜赞：乌克兰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是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突出因素。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影响能源及粮食价格的重要国家，乌克兰危机将导致供求关系不稳定，物价上涨将呈现长期化趋势，而美国经济也有可能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经济的下滑将导致全球股价下跌，进而使得企业价值下跌，投资者遭受损失，对未来的不安心理将不断加剧，进而导致储蓄增加、消费降低。

　　在美国通货膨胀加剧和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全球许多国家很可能因为物价上涨和利率上调而面临滞胀，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经济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进一步以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努力强化自身的经济韧性。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消费萎缩，政府需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中国能够较好应对通胀的原因在于政府调控下的稳定物价政策持续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弗雷德里克·巴尔丹：全球经济增长依然面临疫情、地缘冲突等诸多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将2022年和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2%和2.9%，反映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压力。欧美发达经济体通胀高企、增长乏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不减、粮食危机迫在眉睫，需要各方携手应对挑战。

　　就地区而言，亚太地区应发挥自身快速发展的优势，维护亚太长期稳定和安全，防止冷战思维侵蚀亚太经济增长的环境。就中国而言，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依然面临疫情反复的压力。如何在疫情背景下逐步恢复人员往来也是一大课题，从企业和商务合作的角度看，人员往来对于开展业务、拓展市场不可或缺。更紧密的人员往来可以推动中国与外部的商贸合作、人文交流，推动相互理解。

　　当前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面临高通胀的困境。对中国经济而言，是否存在输入性通胀的风险？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

　　肖立晟：目前，中国整体通胀情况相对稳定，上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维持在1.7%。这一方面源于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需求相对疲弱，没有出现大幅度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在于国家在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供给等方面提前做了部署。

　　由于中国政府对大宗商品的有效调控，防范了海外的风险传递，特别是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向国内传导。在海外通胀高企的情况下，我国通胀保持基本稳定，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未来总需求的管理政策都预留了较大空间，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回归合理区间。

　　陈玉宇：国际上的通胀情况可能持续较久，这是因为一些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旺盛的总需求。

　　在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时候，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幅度较小，仍然拥有较大的政策空间。在金融政策方面，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因为短期经济的波动，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工具。

　　纳隆萨·蒲塔蓬蒙坤：中国经济运行稳定，物价相对平稳，宏观政策环境适宜，基本不存在发生高通胀的条件。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势头，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对外贸易快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具备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政策效应显现，中国经济体量大、市场空间广、发展韧性足、改革红利多、治理能力强等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的态势。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多个国际组织警告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未来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权？

　　李雪松：要防范外部风险向我国的溢出效应，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第一，增强自主实施宏观政策的定力。根据当前我国所处经济周期的需要，将稳增长、保就业置于我国宏观政策多元目标的首位，更加积极有为地实施宏观政策。在当前私人部门信贷需求疲弱的情况下，应更加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第二，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发挥好汇率对外部风险的缓冲垫作用。适当幅度的阶段性汇率贬值有助于释放风险、稳定预期。第三，要稳定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信心。保持合理经济增速，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在全球格局中分量加重的预期。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需要继续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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