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书画网 　文章作者：佚名

，誉为文、书、镌"三绝"。
　　作品欣赏《万安桥记》
　　《万安桥记》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分刻在两石碑上，每碑高2.89米，宽1.46米，厚0.3米，碑字分为6行，每字长1.8厘米，宽1.5厘米，现存碑刻有二，一为损毁后，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另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于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后为知州的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祠内。《万安桥记》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宋四家争议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宋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 “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谟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