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首次将“红色”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为本就意涵丰富的红，额外增添了一抹庄严的政治色彩。自此，红色在中国便有了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进而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就连中国现代艺术也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走向，衍生出新中国建立头30年（1949-1979）里，被称为“红色经典”的特殊艺术类型。

　　今天我们再回看“红色经典”，或许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政治宣传的功能，所以在某些关于艺术本身的讨论中依然存在争议。但这段艺术“小历史”与时代“大历史”激荡的三十年，却也像一本浪漫化的图像史，记录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其特殊的艺术价值，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市场里产生了震撼的回响，令“红色经典”成为当今收藏领域中的重要门类，并用高价刷新过多位艺术家的拍卖纪录。

　　最为人所熟知的红色经典作品《开国大典》，目前正在国家博物馆 “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展出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全国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又迎来了一大批关于“红色经典”题材的展览，引发人们对历史追忆的同时，也再度引发了对该题材作品的研究和收藏热情。时至今日，我们到底该如何收藏“红色经典”作品？这个复杂的问题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对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艺术价值判断，以及怎样的作品才是最具升值潜力等收藏核心命题的追问。

　　“红色经典”的市场之路

　　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红色经典”，指的是创作于1949年至1979年之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也有人将之被称作“新中国美术经典”。其中代表作品如《红军过草地》、《井冈山会师》、《开国大典》、《毛主席去安源》等作品，早已通过小学课本插图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刘春华名作《毛主席去安源》

　　有此先天优势，“红色经典”进入艺术市场也表现出“起步早、起点高”的特点。在内地艺术品拍卖刚起步的1995年，曾在特殊年代被印刷了9亿次，家喻户晓的刘春华名作《毛主席去安源》就在中国嘉德上拍，最终以605万元拍出，宣告了“红色经典”浪潮的启动。此后几年间，红色经典美术作品似乎一夜之间于艺术市场异军突起，各大拍场纷纷推出相关专场，与中国当代艺术拍卖市场的崛起同步，又与市场的发展同行。

　　在随后20余年的发展里，“红色经典”经历了初步发展、价格走高与市场调整的过程。其波峰发展大致有三次，分别是1995—1997年、2003—2005年、2009—2012年，在拍场的最高价位逐年刷新，从1995年的六百万元，到2005年陈衍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突破千万元大关，再到2011年李可染《长征》进入亿元时代，呈三级跳式发展，作品上拍数量、成交率等在2010年前后爆发，一度成为现象级的热门收藏领域。天价作品的出现带动了“红色经典”美术市行的整体走强，并激发了更多资本和个人的进场。

　　李可染1959年作品《长征》在2010年以1.075亿元成交，是第一件过亿的“红色经典”绘画

　　“红色经典”为何受追捧？

　　“那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也是制造名作的年代。” 中国嘉德副总裁兼中国书画部总负责人郭彤毫不掩饰她对“红色经典”的欣赏，因为那个年代，一幅画能在全国造成的影响力，是现在任何一件作品都无法比拟的，这些画作的影响力甚至绵延至今，成为“红色经典”一直以来在市场中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

　　“不过，‘红色’作品未必都经典。”西安美术学院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所长陈履生指出一个误区，新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和研究的论文中都是成功的案例和代表性的作品，实际上新中国美术史上还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其中甚至有些著名画家，如林风眠、朱屺瞻、何海霞等都在这个领域栽过跟头。

　　何海霞和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均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

　　“同样是画毛主席诗意‘万山红遍’，何海霞所画的《万山红遍》是毛泽东诗意中的橘子洲头的景象，而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则完全脱离了毛泽东诗意中具体表现的地点，把重点放在了‘万山红遍’之上。因此，李可染的《万山红遍》红遍天下，直至影响到当下，且越来越神化，何海霞的就很少有人提起。” 陈履生认为何的画过于注重笔墨而忽视了时代的要求，过于注重现实的景象而忽视了歌颂时代的艺术加工，这也是很多从民国过渡到新中国的老艺术家通病。

　　何海霞的《延安瑞雪》和相同题材的钱松嵒《红装素裹》，均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

　　“他们在自己的笔墨世界中有心改造自己，并积极努力在多种题材中寻求突破，可是，客观上他们却不能跟上时代”，陈履生认为，“比如要“红装”的时候不能“红装”；要“红遍”的时候不能“红遍”，对时代的聚焦不准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认同。更重要的是，感觉到他是在画画，而不是在创作。而新的题材如果没有创作的观念，就不可能调动各个方面来创造时代要求的图像。”当然，也就难以成为“红色经典”，名显于当时。

　　对于个体而言，时代性是一个宿命，艺术性却是一个选择。时代的洪流冲刷掉许多人前半生的辉煌，但也有人在此间起舞。比如李可染、傅抱石、钱松喦、陈逸飞等大家，在创作中投入的超越常人的真挚情感和精神，创造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巅峰，也是促成“红色”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之一。

　　陈逸飞、魏景山 《占领总统府》布面油画 212x145cm 1976年

　　这一特殊时代的艺术曾在20世纪下半叶，被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学者重点关注。在绘画领域，涌现出过以安雅兰（Julia Andrew）为代表的研究新中国美术的学者，并有多部相关著作出版，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一波新中国美术收藏热。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季涛认为：“历史上，收藏家们所考虑的是收藏过去时代独有的历史、文化与艺术。在那些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岁月里，一代代艺术家在有限的题材和形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艺术创造力，为后代留下许多精彩作品。”这些精品是国家博物馆、美术馆最想纳入收藏的作品，对私人藏家而言，也最具收藏价值。

　　谁在收藏红色经典？

　　对于“红色经典”的收藏主体，几位拍卖行专家答案一致地指向两个群体。其中一部分是60年代前后出生，有一定经济实力企业家。红色经典作品是镶嵌到他们记忆里的精神图像，收藏的行为不仅满足了其怀旧情绪，也是收藏民族的文化价值。

　　另一部分重要收藏群体是出于创建专题性美术收藏，或是美术馆的收藏需求而购买红色经典作品。因为在中国民营美术馆兴起之前，“红色经典”绝大部分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中，能流入市面的寥寥无几。但随着中国拍卖市场发展，这些作品渐渐浮出水面，一些有心的美术馆和资深从那国家遵循着美术史结点，将能收藏到作品串联起来，尽可能低还原那段历史。

　　2019年，由陈履生策划，龙美术馆举办的“踱步：七十年的走过”

　　谈到这里，不得不提到龙美术馆馆长王薇。目前，她已经收藏了近300张的红色经典作品，其中不乏参加过全国美展的作品，有些甚至还是国家馆藏缺少的作品，其数量和品质超过国内绝大多数国有美术馆。龙美术馆也对这批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整理，使其构成相对完善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多次举办红色经典展览。

　　王薇回忆，她第一件“红色经典”收藏是张洪祥的《艰苦岁月》，该作因被收入小学课本而家喻户晓。2003年，她拍下这件作品后，被一位美国老太太知道了，要加价20万元，希望转让。在她看来，外国懂行的人都专程来国内买了，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买？抱着好画要自己收藏的想法，后来她就尽量将自己看到的“红色经典”作品都买下来。

　　2019年，由陈履生策划，龙美术馆举办的“踱步：七十年的走过”

　　这时候的王薇对革命题材作品的存世量没有概念，她坚持收藏是因为红色经典作品下的悲欢离痛，起起落落深深印在这代人骨子里，不是市场操作就能制造出来的。而且她发现这类作品基本被收藏在博物馆，更坚定了信心。16年里，王薇通过拍卖行累积了近300件红色经典从那个品，涵盖了延安时期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另外也收藏有这一时代的连环画、手稿及其它文献资料。

　　“我收藏的红色经典一幅也会不卖”，王薇认为经过16年努力构建的这批作品，是龙美术馆目前最重要的收藏体系之一，以后还会持续扩充，并形成完整的学术、研究体系。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香港梅洁楼主人罗仲荣，他曾在2015-16年与中国嘉德联合举办了最大规模的民间红色经典收藏巡展“河山色染——绘出新中国”，堪称民间红色经典收藏的翘楚。

　　梅洁楼收藏的林风眠《冶炼图》（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罗仲荣指出，25年前涉及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的中国书画几乎无人问津，在画廊、拍卖会上卖价比同水准其他题材的山水画、人物画低三分之一至一半，“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作品其实画得很好，而且就题材来说，未来应该是博物馆类型的藏品，于是开始收藏此类画作。”

　　不过，前人的成功如今已经很难复制。红色经典的市场已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出现过的作品大都已被收藏，短期内很难被放归市场。作品数量必然越来越少，大规模整体性专场出现的可能性不大。陈履生预言，红色经典作品会在市场上零星出现，但价位会一路走高。

　　梅洁楼收藏的吴作人 《幸福院》1958年

　　怎样的“红色经典”最值得收藏？

　　当过去的“红色”时光不再会重新出现时，“红色经典”便成为时代“孤品”；他们有着与前后时代都不同的特殊风格，并且存世量极其有限，其中的升值空间，不言而喻。

　　对于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的收藏与投资，关键是对其所具备的历史、文化和学术等收藏价值的把握。在已经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或当时因为参展、登报、大量复制传播等具备了一定社会效果的作品。知名度越高的画家，知名度越高的作品，普及率越高的作品越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