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展出之后还有哪些保护上的注意事项呢？比如禁止参观者用闪光灯拍摄？

　　邓锋：对，展厅的光照非常重要，光照会使纸张脆化，对于光照特别敏感的作品一般会控制在50勒克斯以下。所以我们会发现越古老的画作，展厅会越昏暗。除了光照、温湿度、灰尘等控制外，有时候还需要适当控制人流量，因为太多的人流会使空气的流动性变差。现在的展览基本都会让作品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中间有间隔，人为主动损害发生的概率很低。

　　新京报：关于作品自然老化的问题，纸张作品的寿命有上限吗？

　　邓锋：传统书画装裱修复经常说“纸寿千年，绢八百”。在中国，西汉时期便已经有手工纸，如灞桥纸，距今两千来年。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较好的保存环境下，除了天灾人祸，纸张书画作品的寿命可以达到好几千年。

　　新京报：历史上有哪些因为保存不当而导致作品损坏、损毁的例子吗？

　　邓锋：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几乎每次政治社会的动荡都会导致大量作品的毁灭。当然，也有一些作品由于长期悬挂、使用而出现损坏，受光照发白、变黄、脆裂等，加之以前很难控制温湿度，南方作品受潮长霉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在今天的博物馆保存中，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都有充分的预案，大大降低了书画作品损毁的情况。也有个例，如巴西博物馆大火。因此，在博物馆工作中，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工作细节都与藏品的保护息息相关。

　　书画修复难以帮助艺术品逃过时间

　　新京报：今天书画修复有哪些方法呢？具体步骤是什么？

　　邓锋：中国书画很特殊，它的修复一定是以“装裱”为基础的。中国书画的创作，一般只是一层薄薄的宣纸，我们称之为“画芯”。画芯本身是不平整的，还很脆弱。装裱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托裱”。“托裱”一方面能够强化它的机体，让它更强壮，另一方面能使它平整，具有较好观赏性。接下来我们再镶装裱边，增加覆褙，才使其成为一件完整的作品。我们今天在修复作品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把它的装裱都视为作品的一部分。装裱是组构的过程，修复是拆解的过程，我们要把装裱的这些组合重新拆解，对有问题的部位进行适当的处理，处理完毕后再把它们重新组构起来。所以装裱技艺是基础。

　　中国书画装裱与修复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有效的技艺体系。概括而言，修复技艺的四大流程是“洗”“揭”“补”“全”，但具体操作中可能会有上百道细小的工序。当然，面对一件有损的书画作品，我们一定要对症下药，先对其病症进行检测、分类，再有的放矢。修复方案和技艺操作都一定要根据作品的保存现状来衡量和选择。不能因小失大，也不能痛下猛药，既要有效遏制其损坏的加剧，又要为以后可能出现的更好修复技术、手段预留空间，或者说一定要有可逆性

　　（即可将修补的部分去除，重新修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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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修复的时候如何保证书画不受到二次伤害？

　　邓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般说来，如果出现修复操作中的二次伤害，那么这个修复师便不合格，正如医生在手术中让病人病情未得以控制、反而恶化一样。所以，在修复时，除控制修复环境，做好大量前期预案，确保修复方案的可实施性以外，也要不断加强修复师职业道德和责任心，提高修复技艺。

　　新京报：修复需要修补得毫无痕迹吗？

　　邓锋：在今天的现代科技手段下，任何修补痕迹应该说都可以观察、检测出来。古人所说的“天衣无缝”“补处莫分”一方面受限于当时的检测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于技艺的理想要求。在当下，当修复对象成为一种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时，修复理念便有很大的变化，当然也有争论。

　　比如对于中国书画作品来说，到底全不全色，补不补笔，一直都有讨论。个人认为，只要是不破坏作品的原有物质材料，在保证物质材料真实性的基础上，在有据可依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全补。因为所有的全补工作都是在补料上进行，而且具有可逆性。这样，才能完善书画作品图像信息的完整性和观赏性，使其艺术审美价值得以发挥。当然，对于无据可依的情况，就要慎之又慎，需要大量研究和图像比对，如果实在没有任何参照，那么，仅仅进行全色就可，让补料色泽和周围材料达到较为统一的状态，而残损形象就不必强行补全。可以留待后人研究，也可利用电子虚拟图像进行全方位探索尝试，让观众共同参与研究讨论。

　　新京报：现代技术对书画修复有哪些其他帮助吗？

　　邓锋：现代科技设备和手段正在慢慢渗入中国传统书画修复，这是好事。我们现在会用多光谱检测仪、纸张分析检测设备、材料老化设备等等。这些前期检测与分析有利于修复师更加科学、理性地做好修复方案，而且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中国书画物质材料的认知，也为以后的保护修复留下可考的数据样本和尽可能科学完善的修复档案。

　　新京报：修复能达到怎样的效果？

　　邓锋：很多人理解修复就是复原，其实不然，任何物质材料都有其有限的寿命，真正复原也是不现实的妄想。任何具有物质形态的作品都逃不过时间，修复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针对修复对象的保存现状，尽可能阻止其有损状况的加剧，尽可能延长其寿命。所以，对于修复效果以及可能的复原，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修复实际工作中，我们又应该是一个面对未来的、积极的理想主义者。

　　最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保护是每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天职，修复是不得已才采取的必要措施。日常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应该是修复工作的前端，从书画保护的每一个细节做起，我们才能“防患于未然”。

　　作者：吕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