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是第一次画藏族题材。他觉得藏族题材不太好表达，因为太有风俗性，太有特点。“艺术对这么有特点的东西很难再去表达了。那么多人画西藏，到底西藏跟我们有多大关系？我们又从什么角度去和这个民族对话，去产生一种很有意思的联系，而不是特别猎奇的一种描绘？”

    画面上除了兄弟俩的面容略显特色，不太容易跟“藏族”扯上关系。“其实对我来讲是不是西藏倒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背景，就是说西藏也会被改变，任何东西都会被改变。我个人有一种恐慌感。我本来是希望这个世界不该有那么多变化，静止一点，会美好一些，会幸福一些。但这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我能做的就是从视觉上保留这种景观。”

    哥俩跟着刘小东工作了10天，并不关心画家想什么画什么。拿到报酬他们就很高兴，扎西一口气买了三部手机。

    另一幅写生是天葬。青海写生的计划一定下来，刘小东就选好了两个题目：青藏铁路和天葬。天葬台在离玉树结古镇20公里的巴塘。地方容易找，但什么时候有葬仪，无法预知。他给了自己三天时间，每天一早去天葬台硬等。竟然很走运，第一天就等到。

    画面的主角是成群起落的秃鹫。天葬师已经不在了，一旁有三五旁观者的身影。刘晓东的兴趣并不在具体的天葬场面，而是整个方式“就感觉像一个生态圈，人死以后被鸟吃掉是挺好的一件事。藏族也是这个愿望。他们认为灵魂升天，肉体没有任何意义，留给那些饥饿的秃鹫，这就是一个功德圆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的生物链。现代文明里，自然的生物链早就被人自己给切断了，那起码他在死后还能维持这个生物链。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细看的话，秃鹫群的外围还有狗、麻雀、鸽子。“它们都一层一层地来吃。从这个景观里就能感受到生物链的存在。看这个尸体一点点被吃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一个物质转化成另一个物质的过程。”

    巴塘天葬台在公元1100年选定，是康区最大的殊胜天葬台之一，据说佛经描述为“地有八瓣莲花相，天有九顶宝幢相”的一块风水宝地。天葬台在一个地势极好的山坡上，视野开阔，下方正对着河道交错的谷地。远处山坡上，白色石头摆成巨大的六字真言。更远处，一条狭长平地上腾起片片烟尘。在画面上似乎不如现实中显眼。那是正在施工的玉树巴塘民用机场。

    看守天葬台的僧侣说，机场选址确定之后，政府曾建议迁走天葬台，但当地人强烈反对。结果是天葬台没有迁，机场也照样建。一方面，从西宁到玉树14个小时的路程实在令人生畏，但又很难想象，将来巨大的铁鸟频频降临，这些秃鹫还会在么？

    刘小东的青海写生缘自名为“消失的现场”的特别项目，由“现场3当代艺术空间”策划组织，与广东美术馆、歌德学院合作，将陆续有多名中外艺术家参与创作。就这两幅写生油画，确有很显然的“现场感”和“消失感”。

1954　董希文　《春到西藏》

    绘画断代：向西藏要什么　　
    　
    1944－1949　番女和边疆

    国家意识抬头
    
    西藏题材绘画第一个阶段从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中期，比较集中在1943－1945年之间。张大千较早在青海接触到藏族。日本占领了北平，他只能跑去研究敦煌艺术，发现自己传统中国山水画的东西没法用来临摹敦煌壁画，就去塔尔寺拜藏族画家为师，请了5个藏族助手帮他画画。后来他开始画一些藏女，革除掉明清仕女画的病态美，回到了唐宋那种雍容华贵。张大千的个案，以及后来的吴作人和叶浅予，都跟抗战有关。

    因为抗战，迁都重庆，大量的文化人到了四川，离藏区非常近。以前内地有才华的文化人难得到那么靠近西藏的地区去。他们去写生，回来都是在重庆、成都、上海办边疆画展。因为抗战，国家意识抬头，促使文化人关注西藏这个边疆，其实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边疆概念是1940年代的核心词。
　　
    1950－1959　民族团结

    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远离现实
    
    1951年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叛乱，这几年的关键词是民族团结。这时候决无新旧社会对立，因为旧社会还在，达赖喇嘛、藏政府、农奴制还在。只有民族团结主题，所以都是叶浅予画的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跳舞，这显然完全无视当时农奴的痛苦。

    1954年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但没有一个画家表现，只出了一套纪念邮票。因此以现实主义名义进行的实践，其实离现实非常远，对现实是大量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