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羁留海外的隐衷

张大千羁留海外的隐衷


来源:中华书画网  文章作者:佚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名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故园情浓,乡思无已,其实张大千自有一番隐衷。
  1948年12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新娶的四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
  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1949年新年。翌年1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佩服共产党的高明决策。
  2月底的一天,一位贵宾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的临时寓所。来者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去北平时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
  张大千听了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3天后即交卷。
  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后经何香凝持往北平,亲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甚喜爱,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原件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相隔不久,全国文联与全国美协相继成立,文运昌盛,北平一片新气象。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他的亲笔信,邀张大千去北平工作。
  初接徐悲鸿来信,张大千欣喜万分。经深思熟虑,他又踌躇难定,如果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庞大的家族及弟子们恐遭国民党荼毒。而如果携家带眷而走,显然也走不脱。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转眼到了9月,张大千曾接受印度方面的邀请去办画展。当年他在敦煌临摹时,就有心愿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画与敦煌艺术的异同,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放弃。几个月来忙着作准备。临行时,他除了带着自己的作品外,还有中国古代名画,以及敦煌壁画56件(带走的仅为部分,尚有200余件留在家中)。离家这天,他神色忧郁地对家属及门徒说:“此次我出外展画,会像往常一样去去就归,只是对你们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势不稳呀!”儿子张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画如何处置动问,他默然不语。张心智再问,他才说:“这200多幅当年我耗尽心血,来之不易。多次有人高价求购,我都拒绝。因为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日后总要交给政府的。此去我万一真的回不来,你就把它交给当权的政府来保管,只要他们真心热爱艺术,重视祖国文化遗产。”
  出川后,张大千没有直接去印度,在港澳暂留,又应友人之邀,10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顺便游览台湾秀丽景色。
  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上层人士都有往来,交情也非一般。如于右任、张群等。
  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四川也行将撤退。张大千忧心忡忡,深怕四川新旧交替,局势混乱。张大千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属,只是插翅难飞。陈诚倒也爽快,立即打电话要空军派机送张大千速回成都。
  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属意外,家人惊喜交集。原认为全家都可带走,然因机票发生难题。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虽立即安排机位,并交代派官车接送机场,但只有3张机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其余家属都留在成都。赴台湾当天,去机场途中,顺道到杨宛君(三夫人)处与众人洒泪相别,凄惶之状,难以言述。从此直到离世,他终未回到故乡。
  张大千飞抵台北后不久就到香港。1952年8月,他又从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这离祖国更远了,家山情浓的他,怎会作出这一举措呢?
  是年2月底,张大千去阿根廷展画并游览,夫人留香港。4月间,得夫人家书并附徐雯波近照,他感慨万端。曾在一幅人物画的画跋上记有“故国春酣,此邦已是金风送爽。天南地北,离索何堪”等语。5月回到香港,就作出移居阿根廷的决定。
  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是:“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据台北资深记者谢家孝先生所述)于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在成都的二夫人曾正容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
  1953年,张大千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在圣保罗市附近,看到一块地方极像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决定移居到这里。为纪念故土,他把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四川古时分为巴县、巴东、巴西三郡之意;又将“牟吉”镇音译为“摩诘”。自己园称为“摩诘山园”,纪念我国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字摩诘)。不难看出他怀念祖国与故乡之心的深切。
  园落成之后,张大千全家即迁巴西,一住17年之久。
  在张大千身居巴西怀念故乡的同时,祖国大陆的友人也在思念他。5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接连不断。“批判武训传”开其端,接着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继其后,又有“反胡风”。这时虽然还未触及中国画界,但对张大千却有种种议论。有说他“破坏敦煌文物”,有说他有三妻四妾,生活糜烂,也有说他去国外是叛国……总之都是不利之词。但了解张大千为人的几位朋友,根本不信这些人的说法。
  1956年10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庆祝画院成立,美协副主席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刘力上一起在“恩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的门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谈起大千在海外,举座为之不欢。饭后,叶浅予建议于非以老友身份写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送到境外发表,后来真写成了,发在香港《文汇报》上。文中谈到他们四人的聚会,谈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欢之态,临风怀想,希望他能回来参观,看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新成立的北京画院,仅任命几位副院长,于非就是副院长之一,空缺着的院长位置等待张大千来补阙。所以友人们劝他回来。
  这篇文章传到海外,张大千可能是看到了。1957年春天,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给中央一位领导人,说他想回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把这消息很快转告美术界的负责人,叶浅予也听到此事。大概是答复还没有作出来,“反右”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由迟疑到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张大千去国远游,又是20多年过去了,已到了20世纪70年代。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拂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
  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张大千周游世界各国,在有些国家又住得那么久(如在巴西),但他从未向居住国提出过入籍要求,他始终保持着华夏子民的身份。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1969年自巴西移居美国后,7年中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念。他曾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台北老友蔡孟坚到美国去看他,他又畅谈心事,说:“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可是一回到台湾,即精神百倍,就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爽快的害病感觉,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又有人说台湾太热,对我这个怕热不畏寒的人不适合,请问我们中国大陆气候,哪一省夏天不热?多是又湿又闷!我在台北过夏天,热季是较长,可是如今生活水准高,家家有冷气,我也感受不到热有什么威胁。”这番话显然是他想去台湾居住。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祖国大陆也一时回不得,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1976年1月下旬,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由美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台北当局自然欢迎。他亲自选定台北双溪附近,一块荒废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房屋在建过程中,1977年5月1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当日到台北,老友张群等人到机场迎接。甫下飞机,他就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回到台北真好!”
  1978年8月,“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喜迁新居。
  1982年3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80年代初,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他已过了80高龄。这些年常有子女或子侄从大陆出来到香港或到美国,想到台湾拜见老父,可是不能如愿,只能用越洋电话互诉思恋之情,常使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伤心欲碎。大陆也常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如1982年4月,张伯驹的去世,他伤心不已。
  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于停止在1983年4月2日,终年85岁。

摘自《民国春秋》2000年第5期李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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