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昉
来源:中华书画网 文章作者:佚名
周昉,字仲朗(一作景玄),唐代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曾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宣州(今安徽宣城)长史别驾,其职位仅次于一州长官刺史。周昉能获得这个官位与他的哥哥的地位有关,其兄周皓随哥舒翰征吐蕃克石堡城等立有战功。 周昉,唐,历代名画记作景玄,长安(今西安)人。为宣州长史。好属文,能书,善画道释、人物、士女。皆称神品。初效张萱画,後则小异,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德宗召画章敬寺神。下手落笔之际,都人竞观,寺抵国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馀,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上都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大云寺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绝当代。又画士女,为古今冠绝。尝画扑蝶、按筝、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西施等图,其浓纤疏淡可得按而求之。郭子仪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称其善。後又请周昉写之。二人皆有能名。子仪尝列二真置於坐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子仪问云:“此画何人?”对曰:“赵郎也”,又云“何者最似?”对曰:“两画皆似,後画尤佳。”又问何以言之?云:“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後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问後画者何人?乃云:“长史周昉。”是日遂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綵数百段与之。贞元(七八五——八○五)末新罗国有人於江淮以善价收市昉画数十卷,持往彼国。昉为宣州长史日,尝画五星真形图。其星法为昉自书。有书麻姑仙壇记并画轴见盛宫故宫书画录。有簪花仕女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周昉简介-唐代人物画家
周昉的艺术活动期较长,长达三四十年,即大历至贞元年间(766—805),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江南两地。周昉的官宦生涯和贵族地位使他长期优游于贵胄子弟间,故有机缘接受张萱的绘画主题和艺术手法。他“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周昉的画风与张萱之迹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后人要从周昉不在仕女耳根敷染朱色这一“小异”来区别两人的作品。事实上,周昉还有许多张萱所没有的新创。
周昉擅长的画科不及其师张萱广博,他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仅限于人物画中的各个分支。但周昉有许多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他创制出体态端严的“水月观音”,将观音绘于水畔月下,颇有艺术魅力。这不仅为画工所仿,而且也成为雕塑工匠的造型样式,流传极广。更重要的是,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与“曹家样”(北齐曹仲达创)、“张家样”(南朝梁张僧繇创)、“吴家样”(唐代吴道子创)并立,合称“四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
“周家样”的出现标志着周昉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地位已超越了张萱,同时也表明了周昉的画艺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周家样”的出现与张萱作出的艺术铺垫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宫廷画家还是民间画工,都在仕女画的造型上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描法、设色和构图等表现语言上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如敦煌盛唐时期的许多壁画上的女性形象是周昉人物画的前源,同时也存在着周昉与民间画工之间的交叉影响。因此可以说,“周家样”并不是周昉凭空臆想的,它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艺术根柢。“周家样”概括、集中并提炼了前贤和同时代画家中那些有发展基础的艺术语言,被时人和后人作为人物画的范本也就势在必然了。
从以下的两个盛传不衰的故事,就可探知周昉是怎样技压群雄,在艺术上达到了广为称颂的地步。周昉虽系贵族子弟,但十分注重听取下层民众对其画艺的改进意见。一次,周昉奉唐德宗李适旨,画敬章寺神,顷刻间引来京城万人前来观看,有言其妙者,也有指其瑕者。周昉能虚心听取修改意见,日日有改,经月有余,直到众口称绝,方才停笔。周昉的肖像画在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上稳胜同行。相传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女婿侍郎赵纵约请韩幹和周昉先后为他画像,画完后,赵纵将画像置于坐侧,一时难定优劣。赵夫人回府后点评道:“两画皆似,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性情笑言之姿。”一语道出周昉的艺绝之处。
周昉不仅在肖像画上挖掘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更悉心于将宫中各类仕女的心态微妙地展示在绢上,如忧郁、感伤、悲叹、惆怅和怨情等,概括地表现出经过“安史之乱”后,唐宫仕女们颓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走向下坡路的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周昉的忧患意识和对被幽禁于深宫的宫妃们的同情,深化了张萱仕女画的主题。张萱与周昉分别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差异必然会在他们的仕女画中的女性精神面貌上有所反映。
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了中唐仕女画的主导风格。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体态丰厚,曲眉丰颊,以肌肤丰满为美,所着衣冠全是贵妇之妆,衣裳用笔简劲,色彩柔丽。其画反映了宫中仕女单调寂寞的生活,如扑蝶、抚筝、对奕、挥扇、演乐、欠身(打哈欠)等。北宋《宣和画谱》著录了他的七十二件画迹,均已湮没于世。遗憾的是,周昉没有摹本传世,尚有一些古画相传为他的名作。所谓“传”,是今人参考了前人较为可靠的鉴定意见和相当长的收藏、著录历史。虽有疑问,但与周昉的构思和画风大体相近,与周昉的生活时代相近或相距不远。如《簪花仕女图》卷、《挥扇仕女图》卷和《调琴仕女图》卷,代表了周昉独有的绘画特征。另一帧《蛮夷职贡图》虽在画风上与上述三幅有异,但流传有绪,可资了解与周昉时代相近的绘画风貌。至于旧传为周昉的《内人双陆图》卷现已被确定为宋人摹本。
周昉的艺术影响是通过“周家样”传播于后世的。他的仕女画早被当时的批评家论作“画子女为古今之冠”(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晚唐的仕女画家们几乎都处于墨守“周家样”的阶段,“周家样”控制了晚唐仕女画坛。至五代,这种艺术格局仍继续留存在周昉曾活动过的江南地区,如南唐李璟、李煜朝(958—975)的周文矩,传扬了周昉的仕女画艺术。五代北方的仕女造型则趋于清秀瘦削,如五代至北宋的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北宋的仕女形象在面形上仍可见张萱、周昉的遗意,但形体已趋于苗条。南宋牟益等是承传张萱、周昉画风的仕女画家,《捣衣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他的典型之作。在宋代,许多人物画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周家样”面部造型的影响。元代赵孟頫凭借他“荣际五朝”的崇高地位,在元廷内外极力推崇唐人的绘画风格,张萱、周昉的仕女造型再次风行画坛。追仿得最为出众的是元顺帝朝(1333一1368)的宫廷画家周朗,他的《杜秋图》卷全然是得自“周家样”之形,但用笔一展元人飘逸洒脱的韵律。直到明、清两季,由于全社会对女性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已不再领略以丰厚为体的关中妇人之美感,转向描绘纤巧玲珑、清癯瘦弱的江南女性,广泛流行于卷轴画中。因宗教壁画的稿本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宗教题材中的女性形象较多地保存了“周家样”的造型特征。
“周家样”的艺术影响早在唐代已超出了中国本土,它的艺术魅力为邻国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所倾倒。贞元年间(785一805)以来,新罗人到周昉曾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善价求购周昉的画迹。“周家样”不仅影响到新罗的人物画,而且漂洋过海至东瀛,波及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图1)。这个时期日本仕女画的造型更是直取“周家样”之形,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鸟毛立女屏风》(图2)等。周昉作品欣赏 《簪花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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