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发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漫长的“为体制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挣扎，终于在近几年显露“为市场而艺术”的景象。搭上经济的快车，艺术生态似乎必须适应商业运作的“快餐化”模式。以往我们相信，学术价值和美术史地位是评判作品是市场的基础，如今商业先行，艺术品转眼间成为投资的筹码，来不及被史论定位就急于上市，依赖于包装营销就可获得短期利益，一时间艺术宠儿遍地开花。

    与当代艺术的迅速窜红相比，20世纪经典油画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量，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而从今年春拍这两部分成交频传佳报可以看出，艺术市场的关注点明显向作品的美术史地位倾斜。如此说来，20世纪经典将是市场的下一个热点?

    源起：老油画的历史脉络与学术价值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留学海外的艺术开拓者大约几百人，占全部留学生人数的1%，其中包括第一代大师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等人。正是他们最早地系统学习西方艺术，回国之后组织了艺术社团，在中国艺术历史变革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创办了美术院校，采取西方艺术教育方式培养了大批学生。学生中包括第二代油画家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吴作人和董希文、苏天赐、胡善余等。近年来，居留海外未曾被关注的艺术家常玉、朱沅芷、潘玉良等，和台湾地区本土早期西画家廖继春、陈澄波等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技法和体系，留日系与留欧系的不同倾向

    1912年，一系列“勤工俭学”活动将大批中国学生送往日本或法国、美国。艺术被流落海外的穷学生们作为实际的谋生手段。日本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的优势，使它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到达、最快捷便宜的留学渠道，第一批留学生依靠传统中国艺术根底，很快地融入了日本艺术氛围，他们大多从事写实创作，一种新的绘画和相应的有"自然"的技法经由他们传入中国。

    留日系的艺术家风格继承了日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风格解读。在日本老师宽松的教育下，他们基本没有接受严格的学院派训练而直接进入现代主义的风格。李叔同早期创作于日本的油画在动乱时代损毁殆尽，难于追踪。陈抱一的绘画在写实、印象派和野兽派之间徘徊，甚至也有日本艺术的影子。关良艺术最普遍的影响是创作于40年代的京剧人物，有评论他京剧人物的简练和童真稚趣是对清代野逸风格的传习。从他的经历来看，日本野兽派风格和印象派的笔法对其影响更加重要。

    20世纪30年代，各国流亡艺术家混居巴黎，形成最松散的“巴黎画派”，试验着来自充满自己原籍国家特色的现代艺术游戏。留法艺术家带回中国的更重要的是欧洲全套的艺术教育系统。我们熟知的“四大校长”均曾在法国留学，他们的艺术教育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艺术学院的格局。

    写实风格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

    徐悲鸿在近代美术史上的地位，不仅来自于个人的艺术成就，也代表他开创的写实风格的美术学院体系，服膺法国学院主义绘画的徐悲鸿对现代主义绘画的深恶痛绝。而同样留学法国的林风眠主导杭州美专，倡导意象自由创新的现代主义。两种不同的美学思考由于历史原因曾经一度互不相容。1929年“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徐悲鸿因为对现代主义的愤怒而拒绝将作品送展。徐悲鸿在留学期间有意忽略了欧洲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情况而选择去学习了解历史上的学院写实。写实绘画革掉了中国传统绘画沉沉相袭的死气，和工业、科学的来临有同样的力度，深深激励了后人。

    “为艺术而艺术”的20、3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主要是在上海展开的。但现代艺术的核心则是位于杭州的林风眠主导的国立艺专。水天中评论说，以林风眠、吴大羽、林文铮、方干民等人为代表的教授们留给中国艺坛的并不是艺术模式的确立，而是现代主义艺术观念的合法化。也许这样的艺术比徐悲鸿的更受到后世的推崇，只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随着先天不足、极为弱小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夭折，“为艺术而艺术”被遏制在摇篮中。民族动荡的时候，只有“能够用作的武器的艺术”才是需要的艺术。

　　美术社团建立

    在美术院校之外，还有一些激进的青年艺术家组织前卫艺术社团，举办展览，他们的活动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的标志。1931年，倾向现代主义的画家倪贻德、庞薰琴、陈澄波、周多、曾志良在上海组成“决澜社”，针对的焦点是对自然死板的模仿，反对“束缚画家的心情，不顾自己的存在”。而这似乎也预兆了它的灭亡原因正是“与社会无关”。与“决澜社”遥遥呼应的，还有留日学生在东京组建的“中华独立美术研究所”。他们向往的是超现实主义和野兽主义的艺术观念和绘画风格。他们给予中国洋画坛“一个莫大的冲动和影响，在死沉空气下的画坛得有新的活跃”。

    台湾地区艺术的主流

    早期油画发轫时期，台湾几乎全面接受了由日本解读之后的西方艺术。留日学生回台湾后，将目光转向熟悉的本土生活，陈澄波、廖继春、杨三郎等人曾发起“台阳美术协会”以发挥中华民族特质，之后陈澄波、郭柏川、王悦之心向中国文化而来到大陆从事教学和研究。回到台湾后，这批艺术家作品发生很大转变，既有对西方印象派光色和野兽派线条的妥协，又能感受到强烈的中国写意山水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