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和女公爵的冲突，按照小说家言，是女公爵对戈雅的召唤，往往是戈雅在国王、王后有差使的时候——并没有和皇后对着干的意思，只是戈雅情欲难捺，女公爵把他的魂都招去了。他不惜编造小女儿生病的借口，不去想自己作为宫廷画师的前途，托辞溜走，去赴约会。后来戈雅小女儿果然生病死了，戈雅陷入痛苦，认为是对自己的惩罚。而女公爵对他忽冷忽热，身边又有其他年轻才俊，更使戈雅情绪如过山车，不能自已。女公爵的脸，是戈雅所看到的真正面目：“是她那漂亮、高傲、十分虚伪、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荡的面孔的本来面目，是享乐、诱惑和虚伪的化身。”

    戈雅自认影响他的有伦勃朗、委拉斯贵支和自然。伦勃朗创造了铜版画的几乎所有技巧，伦勃朗的铜版画在于精细，戈雅是充分利用了单一色调所能营造出的运动、情绪与氛围。

    盛行于中世纪的疯子和愚人画，也是戈雅绘画的另一主题。显然，这是神权之外的“辖地”，也是相对较自由的艺术表现领域。异端法庭规定不可以画裸体，也不可以画出圣母的脚。而表现疯人院之癫狂的幌子下，尽可以铺陈赤身露体。博西、布鲁盖尔笔下的愚人面目扭曲丑恶，也通过画面上展现他们行径的前因后果，突出愚人在智力上的缺失，而戈雅笔下的疯人体格有如古典石雕般健壮，又被生命的汁液撑得饱满，他们或歌或啸，疯狂更像是外界强加于他们的处境，一种只能如此的宿命。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18世纪疯人们的处境变得很糟糕。早几百年，欧洲的疯人们有时竟被当作神秘的预言者，某种黑暗智慧的喉舌。疯人们和麻风病人被赶进医院，戴上锁链，穿上紧身衣，放血，服药，以使他们恢复正常。虽然戈雅被何种情绪推动着作画已不可考，但是压制、枷锁、高墙、坚壁与疯子的自得与自足，处境的悲惨，以及神秘不可知的气氛又是那样紧致地结合在画面上，给观众一种高度浓缩、强烈冲突的复杂冲击。

    1814年，拿破仑战败，西班牙回到了费迪南七世手中。新国王没有找戈雅的麻烦，但是希望戈雅画一幅表现1808年波拿巴王朝镇压西班牙人反抗的画。戈雅先后画了两幅。第一幅构图有鲁本斯的痕迹：画面上的屠杀者——深色皮肤的埃及马木留客奴隶雇佣兵正对着观众，瘫倒的尸体是他在版画中常用的双手上摊姿势，也有西班牙青年把骑兵从马上拽下来的英武。然而这幅画戈雅并不满意，遂又画了第二幅，就是《5月3日》。

    绘画史上再没有哪一张画，能这样清晰、直接地表现强权对平民的镇压，不绕一点圈子，不讲一个故事，不摆一点姿势。也许正是这张画，让许多人开始喜欢戈雅。

    对比《5月3日》与《5月2日》，能看到戈雅在后一张画里抛弃了讲故事，作历史画的企图。人物的服饰，种族特征都简化掉了，根据构图的需求来安排。黑暗也隐去了时代背景和语境，所有精神要素都整合起来，分成为两个对峙的阵营。

    军队和士兵，形成严整的一方。军帽、军服、背包、军靴、刺刀、枪，统一在抽象、坚定、有秩序的形里。光从地上的灯笼里直射在被害者的白衬衫上，形成画面最强烈的视线中心。死者和将死的人们形成另一方，或委顿在地，如没有形状和生命的肉块；或掩面不能面对这最后的恐惧，或只有张臂这最后的生理反应。把有力者的严整与弱者的不规整形相对比，通过视觉图式来增强两方强弱的反差，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浮雕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然而，《5月3日》的主角是被夺去生命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形成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控诉。既是瞬间的，又是永恒的。此画不可超越的艺术效果，使当代宣传画常不免征用它来做设计的素材。

    也许因为耳聋，戈雅对嘴特别敏感。他画里人物的嘴绝不相似。一幅画作中的嘴如神秘的无声洞穴，微抿，讥讽，呻吟，质问，嚎叫，内容不可知，反而呈现出人物表情的新解读版本。戈雅把自己的房子称为“聋人屋”,逐渐深居简出，他在墙上画了20多幅壁画，被称为“黑色画”。

    1824年，戈雅到法国波尔多定居，4年后逝世。19世纪以降，受戈雅影响的画家很多，如杜米埃、马奈、毕加索。他们从戈雅处吸取养分是有原因的。欧洲，尤其是巴黎，绘画传统太多，他们需要借戈雅的蛮力来突破，他们需要那粗糙、狂野、雄性来惊吓文雅的中产阶级们。然而，戈雅的力量是不可被工具化的，它简单强大，却顽固地居住在图形表达的中心，拒绝被异化进入意识形态范畴。最后几年他留下一些速写，人体、动作等始终最能引起他的兴趣，而他充满情绪动荡的头脑和身体，也慢慢地安静下来了。

    ◇ 链接

    弗朗西斯哥·戈雅

    (Francisco José de Goya)

    1746年3月30日-1828年4月15日，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其画风奇异多变，从早期巴洛克式画风到后期类似表现主义的作品，他一生总在改变，虽然他从没有建立自己的门派，但对后世的现实主义画派、浪漫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