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钩填墨的技术始于唐朝，主要是宫廷用作为一些重要的藏品保存副本，也有记载皇帝会命人制作一些珍贵藏品的副本赏赐给大臣。双钩填墨非常耗时耗工，不仅技术要求很高，失败率也很高，所以非一般百姓能够进行，只在皇宫中才有。其方法主要是将原作向光放置，如贴在窗户上，然后用很薄的油纸（不透墨，防止污损原作）覆盖在原作上将其摹搨下来，然后再以油纸作为中介，转搨到普通的纸上。

    而临写是指直接照原作临摹下来，它不如双钩填墨忠实原作，但气韵会比较流畅。拓本和刻本则是指将原作钩摹下来之后，再转刻到石头或木头上，再印刷出来。

    “前两种复制方式复制出来的都是墨迹本，白底黑字；后两种则是印刷本，黑底白字。”胡妍妍介绍说。

    “日本有两件王羲之的双钩填墨的高古摹本，所以他们专门做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把作品放得非常大，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非常细小的笔触，有的比头发丝还要细。正是因为是这样一点点描出来的，所以书法中有很多飞白和藕断丝连，双钩填墨都可以表现出来。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仿制品、赝品，它完全是古人的一种再创作，所以自古双钩填墨就有‘下真迹一等’的赞誉。”胡妍妍说。

    帝王最爱王羲之

    王羲之的作品历代都被人珍视，在古代就已经价值连城，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历代帝王的推崇也有很大关系。甚至可以说，王羲之是因为历代帝王们的推崇，才有了任何书法家都没能拥有的“正宗”地位。

    最初重视王羲之的皇帝是南朝的梁武帝。于是，在王羲之身后100多年的梁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王”风潮，王羲之书法地位由此确立。梁武帝共搜集了“二王书法”（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作品达15000多件，但是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留存很少。

    南北朝时期的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也都喜爱书法，于是当时的史书就有“天下珍之”、“诸王皆求不得，处处追寻”的记载。

    但是，真正将王羲之推上“书圣”神坛的关键人物，则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爱”王羲之的皇帝了。他不仅以帝王的权势确立了王羲之书法的“正宗”地位，还开展了举国上下甚至扩至海外的“尊王运动”。

    《旧唐书·褚遂良传》中曾有记载，唐太宗曾下令让臣下 “用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一时之间，“天下争赍古书，诸阙以献”。最终，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内府共收罗了王羲之书法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二八卷。当时君王喜爱王羲之几乎尽人皆知，于是王羲之的真迹在民间几乎片纸只字难求。

    唐太宗还留下了“智取”《兰亭序》的故事。《兰亭序》是王羲之一生的巅峰之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连王羲之本人也认为《兰亭序》已经达到了“只能被模仿、无法被超越”的境界，所以特别叮嘱后代，要作为“传家之宝”悄悄珍藏。

    后来，《兰亭序》真迹传至王羲之的七世孙手中，这个七世孙做了和尚，人称智永和尚，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大书法家之一。由于智永和尚并无子嗣，所以就将《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辨才。

    但是，《兰亭序》不在江湖，江湖却到处都是它的传说。作为王羲之超级粉丝，唐太宗当然也一直心向往之，他曾三次下旨向辨才索要《兰亭序》，甚至以杀头相逼，但是辨才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根本没见过什么《兰亭序》！唐太宗很无奈，又寝食难安。于是，宰相魏征向唐太宗推荐了监察御史萧翼，称此人足智多谋，或许能“智取”《兰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