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间楼上

    他们班的同学很快就创作了一批伤痕题材的作品：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罗中立的《父亲》都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伤痕绘画的风格和语言主要是学习俄罗斯巡回画派，这与张晓刚从启蒙老师那里学习的欧洲绘画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与他的天性相左，他试图纠正和模仿，但始终觉得别扭。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他写信给哥哥，说：整整一年都没有进步，我想退学。

    他想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太喜欢画画了，不能放弃。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图书馆买入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册，张晓刚对这些新书特感兴趣，每天放学都用一个小本临摹印象派作品，开始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再后来，他接触到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升、王克平，当时还看不懂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把张晓刚弄得很兴奋，他发现除了苏联式的绘画语言之外，原来大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

    临毕业创作时，他去四川阿坝藏族地区体验生活，回来后画了一批藏族题材的创作稿。当时毕业创作需要经学校审稿批准，通过以后，才发给画布、画框和颜料。结果张晓刚的草稿没通过，学校认为，他的风格太粗野。没有材料，张晓刚最后把画画在了牛皮纸上，在川美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

    不久，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来四川组稿、找新人。开会时，栗宪庭说了句，“除了别人的，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就因为老栗这句话，学校通过了张晓刚的毕业创作。直到现在，张晓刚还很感激当年的这位伯乐——当期的《美术》发表了罗中立和张晓刚的作品，评价张晓刚有“近乎凡高的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他的艺术自信。

    毕业离开校园，张晓刚回到老家云南昆明，与毛旭辉、潘德海、叶永青来往密切，“85新潮美术运动”兴起后，他们成立了“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为“新潮美术”的创作骨干，主张在理性主义之外寻找神秘而原始的生命诉求。

    张晓刚在地方歌舞团做过几年舞美，“白天看很艳俗的东西，晚上画一些恐怖的魔鬼”。后来又转到四川美院任教，“四川美院盛行的是乡土艺术，只有我和叶永青两个人喜欢现代艺术，学校对我们的作品不感兴趣，校领导还劝年轻教师不要跟我们来往。”

    有几年他几乎是泡在了酒桶里，“每个星期大醉一场，小醉两场。82年，83年，两年的时间，一直过那样的生活。”喝得胃出血，被送到医院，住了两个月，他病房的楼下，是太平间。

    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触摸到死亡。他要求医生让他看看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医生同意了。

    这段经历，后来被许多媒体渲染成了他青年时代的一次濒死体验，“生死关头是一个体验，不是说我的身体到了要死掉的程度，只是又年轻，又有幻想，读的书又比较多，受的毒害比较深，加上身体不好，想的问题就比较大，比如死亡，比如宗教。”那段时间，他陆续画了一批阴暗、晦涩的作品：肢解的手，残缺的躯体，疑似人脑或羊肠的不明物体软塌塌地堆成一团，而上帝的头颅漂在水面上……

    “出院以后我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养病期间，概不会客’。我开始画一些跟死亡有关的题材，精神上又孤独又骄傲，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周围已经有了距离，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我们那帮人基本上都是过这种分裂的生活，是一帮让人头疼的愤怒青年。”

    血缘牢不可破，家庭不堪一击

1993年秋，张晓刚从北京回到昆明老家，重新思考他在绘画风格上应该作出的改变。他发现了一套家藏的老照片，大时代背景下的小家庭，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系列以“文革”为背景的创作素材？

    在逐渐摸索中他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要出东西了”，似乎是某种更为强大的意志抓住他作为一件表达的工具。为了达到想要的效果，他花了两年时间专门研究技法，把背景降到最低，把色彩降到最低，把一切学院教给他的东西降到最低。

    他发现他是给自己找了个苦差使——按照他的画法，每一幅画他都必须画三到四遍以上，一层干了，画另一层。“我是一个追求原作感的画家，我一定要让人看了我的原作，觉得看印刷品不过瘾。”

    张晓刚似乎永远也画不出阳光明媚的画来，他甚至不会画微笑的人，只画过一对微笑着的情人，但画这幅画的过程让他无比别扭。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艺术作品永远是阴性和忧郁的。后来的《血缘大家庭》系列、《同志》以及《记忆与失忆》等系列，无一不是阴性气质贯穿始终。那些似乎是斑驳老照片中的人物，拥有被时代整齐划一了的外型、衣着和表情，那些单眼皮的眼睛，眼仁微微凸起，冷漠而警觉，神态游移。

    “我就像家里的一个多余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下乡的时候，临走前，我爸给我哥10元，只给我5元，哥哥分一些钱给我，我爸还跟他说：‘别给他，他又会乱花。’我每次从乡下回家，一定要背一袋米回来，快吃完的时候，我爸就会跟我说：‘米吃完了，你该走了。’如果我不带口粮回去，他会说：‘我们怎么养得起你？’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家的感觉，下乡让我精神愉快，我觉得我自由了，能够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离家越远越好。”

    曾经有一个法国人对张晓刚说，感觉他是一个“卡夫卡式的艺术家”，张晓刚问他为什么，法国人掰着手指给出了几点理由：比较关注私密性；向内，相对地封闭自己；关注的都是个人的感觉，而且是不太正常的感觉；都有幻想的成分；都是日记式的表述方式，写什么都是我我我，而不是他他他。“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我也很喜欢卡夫卡。”

    1999年与唐蕾离婚后，他拎了个包从成都来到北京，41岁换个城市重新租房过单身汉的生活。上午睡觉，下午画画，晚上跟朋友们碰面、喝酒。之后的8年里，他搬了好几次家，还是没找到扎根北京的感觉，他说：我是一条野狗。

    一次在重庆，他跟方力均、王广义一起办讲座，学生问他，对血缘和家庭怎么看，他脱口而出：血缘牢不可破，家庭不堪一击。

    是的，掌握了血缘与家庭，就掌握了张晓刚的主线。他的画里永远都有父母隐约浮现的面孔，他的工作室里贴着女儿欢欢从小到大的照片，她是他刚开始画婴儿的模特，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女儿13岁出画册《家有小狗》，他欢喜地为她写序言，并暗自得意孩子继承了他的禀赋。他办公桌上的烟缸，是一只张开的大手，每个手指头上都刻着不同表情的人脸。女儿小的时候，他常把自己的手指头画上哭笑各异的人脸，他的大手就成了女儿的玩具。

    “女儿有心，她还记得。”女儿大了，看见这样的烟缸，忆起儿时的游戏，就买下来，送给他。